客家社團

前言

臺北是工商繁榮的都會，相較於農業為主的臺灣客家庄，在人群接觸方面有重大的差別。客家庄居民移民至都會後，接觸非客家人群，其族群身份的認知從而浮現；也因此，客家社團與客家意識都比客家庄居民來得濃厚。同時，臺北的首都地位，使得臺北客家更容易獲得「臺灣客家」的主導力量。

關於臺北市客家社團現況，依目前調查資料，臺北市客家組織可以分成四類，即同鄉會、聯誼性社團、文化學術社團與演藝性社團以及這些社團所屬各式研習班、青年組織等相關附屬單位。同鄉會社團，是以相同族群性質或地域籌組的客家社團，如客人會、廣東同鄉會、新竹縣同鄉會、苗栗縣同鄉會、六堆同鄉會，另外也有以鄉鎮地域為範圍者，如南庄、龍潭、東勢、美濃等。演藝性社團以歌唱、音樂及戲劇之表演與學習為宗旨，例如臺灣客家山歌團、全球客家聲韻歌劇團、臺北客家鄉音合唱團、中華民國三叔公客家傳統劇演藝協會等。另外也有文化學術社團，以促進語文、文化與學術推廣為宗旨，如客家雜誌社、全球客家郵報社、臺北市客家語教師協會等。最後則還有聯誼性質的社團，如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臺北客家扶輪社、臺北市客家自強會、臺北市客家長青會等。另外，老客（亦即世居臺北盆地有客家淵源的居民）所組成的宗親會血緣性質社團，也可以視為是種意義的客家組織。

臺北市的客家社團在臺灣最為早熟，早在日治末期，以「客人」為族群身份屬性的臺北客家社團組織即已發軔，這時的客家社團一方面是臺北都會的客家，有著臺北本身的在地性；但是也另一方面是首都臺北的客家，代表著整個臺灣客家。從戰後至1970年代，臺北作為首都，自然地成為以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僑務為中心之世界客家的基地，代表了整個臺灣客家；與此同時，以鄉鎮或縣市為範圍的同鄉會也紛紛成立。至1988還我母語運動之後，臺灣客家意識被喚起，以「客家」為名的社團漸多；尤其是2000年中央與地方客家事務機關成立之後，客家社團更為蓬勃。目前臺北市客家社團計四大類同鄉（17）、聯誼性（13）、文化性（23）與表演性（18），共約71個（參見表1）。

表1 臺北市客家社團分類清冊

資料來源：依《臺北市資料大平台》及團隊調查所得，綜合整理。主要資料包含：

1.109年臺北市客家社團名冊(更新時間：2020-11-13)

2.臺北市人民團體名冊(更新時間：2020/07/28)

3.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社團園地網頁https://ssl.thcp.org.tw/connections/clubs (搜尋日期：2021/03/03)

4.臺北市演藝團體名冊(統計至1090928) (更新時間：2020/11/09)

本文受限於篇幅於調查所及，無法一一介紹表列之社團，以下依時間為縱軸介紹臺北市的客家社團，以彰顯臺北市客家社團的長期趨勢，各階段依發展脈絡擇選相關社團加以描述，也將不同類型的社團依照此一趨勢，表現在各節中。

臺北客家社團

客家社團是臺北市客家文化活動的重要參與及承辦者，因此社團在臺北市就好像臺灣各地的客家庄一般；然而，都會的客家來自四面八方，又與多元族群共同生活，這使得臺北都會客家的人群屬性與傳統客家有著明顯的差別。都會客家有著較高的族群意識，來自各地的客家人組成社團，有著聯結、聯合與超越農村社會的族群屬性；最後臺北的首都地位，使得臺北客家更傾向於代表臺灣客家而也因此與政治關係格外緊密。

都會臺北與首都臺北是決定臺北客家社團的兩種基調，作為磁吸客庄移民的臺北都會，客家社團從同鄉會逐漸於臺北在地化，建立以臺北市本身為認同的客家社團。相對地，作為首都的臺北，客家社團必然以國家及國家面對的世界為視野，使得客家社團不得不涵攝立場各異的政治性。

從長期發展趨勢觀察，早期的客人會，到二戰之後發展為客屬同鄉會，並因外省客家而加入了「中原」二字，成為「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並且為崇正會的前身；此過程是一段關於臺北市客家社團較深遠的一個脈絡，族群識別度也較高。其次，1980年代末以前的客家組織以同鄉會等類地緣性質組織較多，如：臺北市苗栗同鄉會、新竹縣同鄉會等，也持續運作至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代末也開始出現信仰社群組織。直到1990年代，臺灣主體意識提升，開始出現臺灣公共事務協會等社團，2000年以後則以聯誼會性質的社團為多。

如果以百年為尺度觀察這頁歷史，早期臺北客家社團有相對較高的自主力量，足以置產及自主辦理儀式或文化活動；越是晚近，社團則越傾向於與政府協作。臺北市的客家社團在客委會及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等專責機構成立之前（2000年以前），面對從桃竹苗及六堆等地移民北上的客家人，社團提供法律、醫療、工商、人事等等服務，協助移入臺北市的客家人適應在地社會，當時客家人凝聚力高、自主性強。例如：早期臺北市的義民祭典，是自發性的前往祭拜祈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寶島客家電臺籌設及募款的過程，客家鄉親踴躍捐錢，希望能成立一個客家人自己的電臺，在都會地區能聽到客家話、能開口說客家話。從移民社會的角度觀察，移民初期比較需要體制外的協助，等定居下來，在地化後，就慢慢不需要社團提供協助，社團功能也就漸漸弱化。

另一方面，客委會成立之後，開始用預算補助客家祭典和各式文化活動，很多本來會主動捐款的鄉親，慢慢的就不捐了。客家社團轉而爭取政府的補助，配合政府的施政，每年協助舉辦義民嘉年華及社團成果展成了大部分臺北市客家社團的重要工作。客家社團從自立到依賴，社團自主力慢慢降低。目前臺北市客家社團的成員重複性高，普遍年齡也偏高，年輕人沒有意願加入，是最大的危機。但是，同樣是客家社團，卻有不同的發展樣貌。早期同鄉會及聯誼性的社團逐漸老化，而演藝性的社團（如：臺灣客家山歌團、臺北客家鄉音合唱團等）及國際化的社團（如：臺北客家扶輪社、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等）卻蓬勃發展。演藝性的社團透過不斷的學習音樂及舉辦演出活動，歡迎其他族群的朋友加入，透過高品質的客家音樂演出，帶動臺灣欣賞客家音樂的人口跟習慣，進而愛上客家、參與客家、傳承客家。國際化的社團則提供多元的課程及活動，吸引青年參與客家事務，並積極帶領社員參與國際交流，讓客家不再侷限於臺灣、侷限於過去，進而能開拓社員的視野，展望客家的未來。這兩類的客家社團反映出臺北都會客家的特色：多元化、國際化，也指出未來客家社團轉型的新方向。

附註：本文為原報告書社團篇的前言與結語，該篇由陳明惠、江沛靜、謝名恒撰文，羅烈師定稿及書寫前言結語。

臺北客家表演藝術[1]

傳統戲曲植根於桃竹苗客庄，正是遭逢當代娛樂市場挑戰而勉力拚搏時，1987年在臺北登上戲臺而重獲生機。此一生機是都會人才匯聚與國際視野所共同培育萌發的，代有人才，而今第三代已隱然接棒。客家戲曲在臺北崛起的歷史顯示，它是音樂學界、民間表演團隊與政府文化單位，三方協作並發揮創意的成果。這故事萌芽自1960年代許常惠之採擷民間歌謠，1979年代成立「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終於在1987年臺北露天音樂藝術節，許常惠與鄭榮興師徒合作之客家傳統戲曲歌謠表演而揭開序幕。師生兩人都有留學法國背景，受到民族音樂的訓練啟發有直接關聯。簡言之，傳統表演藝術其實並不只是傳統，都市的教育體制、觀眾、文化施政與國際視野，共同為這傳統創造了新的魅力。相同的情節發生在口說藝術與布袋戲的藝術家身上，張春泉、謝小玲與黃武山都不斷地跨越傳統現代與異文化，締造了各自表演事業的新傳統。

客家流行音樂創生於1981年的臺北，一如傳統戲曲，力求掌握傳統核心與推陳出新。其他的戲劇舞劇等則是反思文化核心與認同的最佳場域，非客家認同者的參與，擴大了客家表演藝術的觀眾基礎。客家流行音樂扮演著創作者對於自身歷史記憶、文化傳承、土地鄉愁的展示過程，經由詞曲傳達作者的族群經驗與文化認同。同時，這種族群想像與文化再現也逐漸走向多元與歧異，並不斷與其他文化或音樂形式，相互交融。[2]都會或許隱匿了人們的身份，然而在客家可以在藝術裡現身，而且把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人拉了進來，最後許多藝術工作者發現自己與客家的距離，比想像中近好多。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當代臺灣客家表演藝術是臺北的發生的；傳統藝術的根當然在臺灣客庄，但是其精緻化及創意，也在臺北展開。臺北以客家為核心價值的藝術工作者，在傳統戲曲或現代流行音樂堅持著客家認同，都創作了可觀的作品。

簡言之，在表演藝術專業者以及公私部門協力下，臺北客家表演藝術工作者既堅持了核心傳統，更跨域創新合作，將客家文化融入主流表演藝術中，也在臺北締造了客家表演藝術的新面貌。

圖 184表演藝術發展趨勢[3]

最後，關於臺北都會對於客家表演藝術所具有的創造力，不妨以2019年5月23日在信義威秀前廣場一場快閃表演，作為生動的寫照。當天的表演集合京劇、歌仔戲、客家戲、民俗技藝、戲曲音樂、劇場藝術系共6系，動員近百位學生，在信義威秀前廣場展開精彩快閃表演。展現戲曲藝術特色，更結合流行時尚創意元素，驚豔全場。在Youtube影片上超過78萬次的點閱與1萬多個讚中，有幾則不同風格的留言：

整場表演下來，讓人好感動哦！從京劇到歌仔戲這段……真的會讓人心酸，因為已經很久沒看到，聽到傳統的歌仔戲了，而那個客家的身段，簡直是棒呆了……最後的劇場跟完美的Ending
好喜歡這個表演
真羨慕臺北的市民們能在現場體驗他們快閃的表演
何時……臺中也能有三不五時像這樣的表演呢？
支持屬於臺灣自己的文化，加油^^

媽勒超屌的啦！
看到一群跟自己一樣大的年輕人在做著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雖然走文化不一定有飯吃哈哈哈
一直起雞皮疙瘩還泛淚，不誇張

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當傳統技藝走到式微的現今，當生活與興趣夢想發生衝突的年歲，還能繼續堅持的有幾人，感動著傳承還在的同時，也忍不住擔憂他們的未來，社會的大環境還能支持她們嗎？

在展示這些所謂中國文化的背後，更多的是無數個夜晚與自己內心的獨白，內心好累、身體好累，自己選擇的這條路到底對不對 ? 為什麼不乾脆投身西方的主流文化之中就好，博人眼球又風光。曾經我有選擇的機會，可惜終究在現實面前妥協，讓自己的琴和熱血塵封在過去美好的時光；縱然如此，也希望大家能付出一點門票錢進去支持他們，大家一起坐在臺下欣賞他們詮釋和投入，讓好的文化能夠傳承下去，將老祖宗的智慧結晶傳達給後世百代。

《成為臺北客家人》（結論）[1]

本報告書以「成為臺北客家人」為視角，理解客家臺北市民如何在城市謀生、結社與自我展現，而此即產業、社團與藝術三大主題。整體而言，產業與行業雖某種程度地呈現了公共服務業與公營事業的保守穩健趨勢，同時也在部份行業顯現了群聚現象，但是其客家性沒有那麼明顯；然而，近年文化創意產業風潮鼓動下，以客家為元素的文創業者也展現了市場競爭力。相比之下，客家社團組織則從上世紀前期出現以來，穩定成長，其客家性相對明確；但也隨著社會轉型及移民定居後，其功能漸次轉向為聯誼性質，且受市府客家文化治理政策之影響頗大。最後在表演藝術方面，客家性最為活躍，各種型態的表演者在堅持傳統與跨文化創新二者之間努力保持平衡，使臺北在全球客家現象中，成為最具創造力的城市。

首先在產業與行業方面，與整個臺北市一般民眾整體行業比例做對比，則客家民眾的行業有較集中在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公家機關的公共服務業和微型的個人工商服務等項目的趨勢，這是一種透過教育與科層體制向上流動的保守穩健態度，致使傾向穩定的軍公教或是公營事業的臺灣鐵路局、中國石油公司等國營事業行業和小農性格的微型的工商服務和個人服務業。至於律師、醫師或建築師等專業者的客家身影，也仍然可以放在這一視野中理解。

移民在城立站穩腳跟的過程中，族群社會網絡的十分重要。不少客家移民人口初上北部時，多是生活貧困者，他們大多從事種菜、蔬果買賣、工人（很多都是水泥工、木工）等艱苦、繁重工作，或是當店員、學徒，往往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及方便，造成群聚現象。這種群聚現象有其特定環境或背景，也因此多少帶著歷史的偶然，例如民國70年代頗具規模的成德皮鞋廠的員工就有八成是客家人；中醫藥鋪是客家人所偏愛的行業，在今日通化街漢藥鋪當中客家人所開設的就佔了將近一半；而開設西藥房的客家人也佔了相當的比例；另外就是豆漿店業者中客家高比率的現象等。

臺北作為臺灣首善之區又是國際都會，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火車頭，以客家作為競爭力的業者順勢崛起。這些產業包含廣播電視產業、音樂與表演藝術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文化展演設施產業及創意生活產業等，是都市中最強而有力的族群論述媒介。

其次在社團組織方面，客家社團是臺北市客家文化活動的重要參與及承辦者，而促成臺灣客家文化運動重大變遷的「1988還我母語大遊行」，雖然有政治反對運動身影及客家庄之動員，但是這運動毫無疑問地與客家風雲雜誌社及直接間接參與其中的臺北客家知識份子息息相關，因此這些客家組織在臺北市的重要性幾乎等同客庄在南北及東臺灣之客家庄。

在客家事務專責機構政府尚未成立之前，臺灣客家社團有一個相對較高的自主力量，如客人會在1940年代形成，幾經客屬同鄉會、崇正會、公共事務協會等轉型或分出，是臺北客家社團最源遠流長的穩定力量。1970年代逐漸開展的各縣市鄉鎮同鄉會，雖未必以客家為名，但參加者皆為客家，等同是客家社團；同鄉會起初有醫療、法律與求職等實質功能，晚近才因社會轉型及移民定居後，慢慢轉向為聯誼與文化保存性質的社群。此外，以原居地信仰為號召的儀式社群早在1960年代即開始以共同祭祀媽祖或伯公，在都市中把自己的客家身分連結起來；至1980年代辦理義民祭，更成為臺北市最盛大的客家節慶與嘉年華。2000年以後，透過政府與相關政策的扶持，臺灣客家社團蓬勃成立，然而卻也面臨高齡化與自主性的挑戰。

最後在表演藝術方面，無論客家傳統戲曲說唱或當代客家流行音樂，都在1980年代的臺北登上舞臺。都市的教育體制、觀眾、文化施政與國際視野，共同為這傳統創造了新的魅力。在表演藝術專業者以及公私部門協力下，臺北客家表演藝術工作者既堅持了核心傳統，更跨域創新合作，將客家文化融入主流表演藝術中，也在臺北締造了客家表演藝術的新面貌。

對於傳統藝術而言，它的根苗當然在臺灣客庄，但是其精緻化、創造力與人才培養，則在臺北展開。臺北以客家為核心價值的藝術工作者，在傳統戲曲或現代流行音樂堅持著客家認同，都創作了可觀的作品。相對而言，客家流行音樂扮演著創作者對於自身歷史記憶、文化傳承、土地鄉愁的展示過程，經由詞曲傳達作者的族群經驗與文化認同。歌舞戲劇等則提供了反思文化核心與認同的最佳場域，非客家認同者的參與，擴大了客家表演藝術的觀眾基礎。都會或許隱匿了人們的身份，然而在客家可以在藝術裡現身，而且把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人拉了進來，最後許多藝術工作者發現自己與客家的距離，比想像中近好多。

從產業、社團與表演藝術三項主題觀察，臺北客家既超越又引導著臺灣傳統鄉村客家，共同面向21世紀的客家未來。對於臺北客家文化治理者而言，這是臺北客家競爭力的重中之重；對於客家研究者而言，這也應該是往後新的客家研究視野展開的絕佳場域。

贅語一二，本案由計畫主持人羅烈師組成團隊，包含專案助理江沛靜，博士生陳明惠、謝名恒、張期鈞，協助調查研究生陳宥蓁、劉光慧、梁素英等。經由顧問鍾適芳、陳麗華與俞龍通指導，以及審查委員王甫昌、戴寶村、李文良、徐世勳與許瑞君等提醒，完成調查與成果寫作，並完成調查與訪談記錄文件以及相關社團或個人保留之臺北客家史料。計畫執行期程為2021年三月至十二月，遭逢新冠疫情，雖然略有困難，但一一克服。田調過程中，與這城市的客家先行者線上訪談或趁疫清舒緩時的實體交流訪談中，充滿著驚訝、共鳴與感動；而對於有臺北經驗的團隊成員而言，這完全是一趟回溯臺北客家的時光之旅，令人流連低迴。

成為臺北客家人[1]

羅烈師

陽明交大客院

成為臺北客家人是個持續行動與反思的歷程；沒有行動不足以聯結相同身份的人；只有反思，才會形成認同。然而，臺北居向來大不易，成為臺北人不是一張船票、車票或機票而已。

圖一一二　20世紀初淡水河岸

圖片來源：網路照片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31963

不同時代的移民，面對不同面貌的臺北。建省築城（1884年）是臺北歷史重大轉折，此後百年初緩後急地成為工商政治人文薈萃的國際都會，此前兩百年則從農落聚環繞河港商業中心的街庄，慢慢航向亞洲與世界。而人們熟悉的院轄市臺北市從1967年開始，隔年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與景美六鄉鎮也併入，成為此刻臺北市的城市規模。當時人口約160萬，到1974年人口起過兩百萬，1990年則到達270萬的人口最高峰。廿餘年間，人口增加了110萬，就是移民人口增加的結果。城市的擴大，人口增加最多的是郊區，舊市區不增反減。

三市街

「三市街」是了解這一城市擴大趨勢的基礎，所謂三市街指的是萬華、大稻埕與介於其間的臺北城內，亦即現今萬華區、大同區的延平與建成分區、以及中正區內的城中分區，也就是淡水河右岸的老臺北。城市擴大的過程中，鄰近舊城區的古亭與大安，以及更郊區的松山與南港等，便成為移民落腳處，客家正在這個行列之中；而這些行政區也成了臺北市客家人口較聚集的地方。

圖一一三　1931年臺北城東門一帶鳥瞰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2]

古亭與大安一帶，1920年代先後有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國北教大）、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師大）與臺北帝國大學（臺大）創設，使得這一帶成為文教區，日式教職員宿舍建築與周邊文教服務事業，提供了外來移民尋得教育、文化或公務方面的工作。這樣的趨勢因為戰爭而略有波折，青年學徒或學生戰後仍回到古亭大安這一帶工作或創業，成了20世紀第一代的臺北客家移民。這一頁故事本書稱之為「古亭模式」，箇中最令人驚艷者莫過於絢麗多彩的跨國經驗，高等教育打開了客庄青年的視野，也讓他們有機會到東北亞或東南亞求學與工作。他們的都市生活經驗，乃至成家立業，豐富了傳統農業型態的客庄生活。此外，由於古亭鄰近萬華，起初房價房租相對低廉，又便於工作，也吸引了勞動階級在此暫時居住。

圖一一四　1904年西門街（今衡陽路）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3]

直轄市

更大量的客庄移民故事則始於1970年代，此時臺灣經濟開始高度成長，成長後的戰後嬰兒潮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20年間，臺灣從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的社會，轉型工商業社會。臺北市的人口也由升格為直轄市時（1968）的160萬，增加到1990年的270萬人口。此時最有名的客家移民故事莫過於通化街，本書因此稱之為「通化模式」，亦即城市內二度遷徙與客庄新近移入者，大量聚居於此。部份通化街客家居民原本更早期就居住於古亭一帶，1950年代羅斯福路拆遷拓寬時，由於位於郊區的通化街地價房價相對低廉，於是遷居於此。這些客家居民經營五金、建材、電器、眼鏡或餐飲等民生事業；其中較為特殊的則是大部份的中藥相關業者，都有客家背景。這些居民與客庄親友仍密切聯絡，於是在就學、依親、謀職或借住等原因下，使通化街擁有較為密集的客家人群。相同的故事也發生在都市其他角落，或者隔新店溪與古亭相望的中永和。

1970年代開始湧入臺北市的客家人潮中，還有一群與公共服務事業，特別是鐵路相關的移民，本書稱為為「松山模式」。由於臺灣鐵路之發展始於北臺灣，桃竹苗客家人大量參與鐵路之建築，隨後也成為員工，因此臺鐵有有相對比率較高之客家職工。由於工作需求，於是開始居住員工宿舍，並往火車站周邊延伸。松山車站鄰近永春市場及五分埔成衣批發商圈，起初土地貧瘠而偏僻，客家男性員工與從事裁縫或雜貨工作的妻子在此建立了家庭。這些城市據點成為桃竹苗客家移居城市的橋頭堡，後續再移往城市其他新居；而這樣的故事從新北板橋到汐止的沿線車站，都曾上演。

這幾頁面貌豐富的客家移民故事，包含追求知識的態度、從事公共服務事業、落腳城市邊緣謀生、更善用原鄉與血緣網路，成為了臺北客家的生存競爭力。定居臺北後，原鄉傳統信仰文化成為聯結彼此的方法，無論古亭、大安、通化或松山，都看見客家市民組成客家社團，或者共同參與伯公（土地公）建築、組織與儀式，從而成為客家社群。更大規模的信仰習俗則是一如原鄉地護持著媽祖，共同前往北港進香；以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義民祭嘉年華，把臺灣客家信仰最重要的新埔枋寮義民爺請到城市奉祀。

當新時代的族群氛圍讓許多原本隱形的客家人得以藉由參與社會運動或文化活動而現身時，古亭大安所屬城南，也理所當然成為客家熱區，寶島客家電臺即在此誕生。而位於新店溪畔與汀州路邊的「臺北市客家主題公園」於2011年正式啟用時，本區正式成為臺北市客家治理的核心。

臺北老客

然而，這不是臺北客家故事的全貌，清末與日治以來超過百年，從島內客庄到城市的再移民，可以稱為「新客」；相對於此，則是「老客」，亦即清代即自華南渡海來臺而世居於臺北的客家人。但是老客算客家人嗎？這是大哉問。就像本書所提醒之「成為臺北客家人」，老客是具有客家淵源的老臺北人，但是會不會成為客家人則全賴是否被當代客家故事所牽動，而產生客家認同。這其中以公館廖姓最為著名，幾位當代族人透過族譜知識與參與公館周邊在地文史活動，大聲宣告其客家認同。至於基隆河北岸內湖、士林與北投之何、陳、游、黃、郭、許、謝、謝與魏姓等，經學者研究，其客家淵源可謂斑斑可考。這些早期移入的人群，部份來自廣東大埔或饒平等客家縣份，更多來自福建漳州或汀州客家地區，然而此刻這些人群後裔的客家認同十分隱微，甚至完全不存在。如果說「客家在移墾時代的臺北市已經出現在漢人行列中，只是福佬化成為閩南人罷了，因此臺北客家史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樣樂觀積極的客家主張所界定的客家，實際上「有客家淵源而世居臺北的市民」，只是臺北的族群土壤只到晚近才讓移民開出客家的花朵。

最後，義民嘉年華人群不斷匯入的遊行隊伍，可能就是臺北客家史最好的隱喻。當代發起的遊行不斷引動來自臺灣各地客庄的移民，前來同行。臺北是市民安身立命、實踐理想與追求自我夢想的天地，然而這個乍悲還喜的歷程，始終需要結伴同行，無論是家人、親友或族群。

[3]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1904年西門街（今衡陽路），網址https://tm.ncl.edu.tw/，取用日期20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