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庄基督

羅烈師

我的家鄉在臺灣新竹縣湖口鄉，那條清代留下來的老街上，座落著一座莊嚴的天主堂。對於在那裡長大的我來說，基督信仰的最初經驗並非來自深奧的教義，而是幼兒園裡那股淡淡的奶香味。那是1968年的往事，我穿著繡有紅色「仁愛幼稚園」字樣的藍色圍兜兜，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點心時間。在喝牛奶、吃餅乾之前，我們這群客家小孩總要跟著修女大聲唸誦：「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並在胸前畫一個十字。

在那個幼兒園尚未普及的年代，上天主堂幼兒園有時會被鄰居嘲笑是在「信麵粉教」，因為早期的教會確實提供了物資援助。但我對天主堂的印象更多是那裡完善的遊樂設施，溜滑梯、擺盪椅和旋轉馬是我們童年的最愛，國中時我們甚至還在教堂的籃球場舉辦過老街籃球賽。

後來我成為了從事人類學與客家研究的「非教徒」，但那座天主堂始終是我窺看基督信仰奧祕的窗口。它不僅是我受啟蒙的地方，更與我的家族記憶緊密相連——我的母親就是在小鎮天主教仁慈醫院的病榻上度過最後的時光。透過這扇窗，我看到了西方信仰如何跨越重洋，試圖敲開客家庄那扇號稱「福音硬土」的大門。

老街上的天主堂是耶穌會教士興建的。耶穌會自1534年由依納爵．羅耀拉成立以來，會士們就以「身為神父的知識份子」形象著稱。他們不僅有神學背景，通常還具備另一項專業學位。利瑪竇在1601年進入北京，就是靠著這種博學的知識份子身份，打開了中國傳教的大門。這傳統在1951年轉向了台灣，當時因政局改變，大量耶穌會士隨國民政府轉進，並以新竹與台北作為福傳的起點。新竹區的開教元勳是美國籍的費濟時主教，他採取了一種類似「陣地戰」的區域分工策略。費主教將原屬中國不同教區的耶穌會士，依照其國籍或原本所屬的修會，分配到新竹縣市的各個鄉鎮。

這是一場極其壯觀的國際化實驗：新竹市區由美國與奧地利神父負責；湖口與新豐分給了義大利籍神父；新埔與竹北由西班牙神父經營；關西交給了加拿大神父；芎林、橫山與尖石則由法國神父深入山區。在1958到1965年間，這群會士在新竹縣境內總共建築了13座教堂。

以湖口為例，1953年義大利籍神父方志遠和勞民望率先來到火車站附近，在屋頂豎起十字架。隨後，滿思謙神父更是捐出了父母的家族財產，將原本荒廢的湖口驛站改建為宏偉的「老湖口聖母皇后堂」。神父們不僅傳教，更透過「仁慈診所」和幼兒園深入社區。勞民望神父研發的燒燙傷藥膏「火熝藥」，在老湖口人的記憶中非常有效，他甚至會因為「勞」與客家姓氏「羅」同音，親切地跟村民開玩笑說「我也姓Lo」。這種知識份子的奉獻精神與理想主義，讓教堂成了客家庄地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天主教耶穌會從中國到臺灣新竹的故事並非唯一，基督教會在臺灣客家庄的發展也一樣曲折。「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的母會由北美路德信友教會自1900年成立，開始向中國人傳福音。與天主教耶穌會相同的境遇，信義會在共產革命後，也被迫離開中國。1951年聶和慈牧師來台，隨後如羅威信牧師等宣教士，為了瞭解客家文化，特地居住在湖口、楊梅等客庄學習客語，成功建立使用客語宣教的「福恩堂」。我曾在校園遇見一位金髮碧眼的「陳義聖」牧師，他開口就是字正腔圓的海陸腔客家話，甚至因為老師隨意取姓而成了「厓姓陳」（我姓陳）的趣味典故。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1891年在中國湖北設立教區，1952年聶國華牧師夫婦來臺，在臺北開始傳教。而在苗栗西湖，我也看到「行道會平安堂」的案例。戴彼得牧師在1988年來到這座廟宇密度全台最高的鄉鎮，在「店仔街」廟旁豎起十字架。他把自己看作是主人的「牧羊犬」，看守著西湖這片大牧場。面對強大的傳統信仰階序，他透過義診、課後輔導和弱勢關懷，逐漸讓西湖人認識這位見識廣博、樂於助人的牧師。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的母會於1885年在瑞典創立，並於1890年差派宣教士到中國山西建立教會。1953年，瑞典籍宣教士克含芳教士與愛華珍教士來台，秉持著「哪裡沒有教會，就到哪裡傳福音」的拓荒精神，選擇了當時被視為福音荒涼處的客家內山地區，沿著內灣線支線與公路設點，如竹東、關西、北埔等。這些瑞典宣教士努力學習客家話，融入農村生活，使得聖潔會成為「含客率」極高的教會系統。

早期客家庄的基督徒比例極低，大約僅在0.5%至1%之間，這與客家人強烈的祭祖觀念與宗族凝聚力有很大關係。客家庄常被教會界稱為「福音硬土」。這塊「硬」，源自於對土地的執著、對宗族的守護，以及對「背祖」之名的深深恐懼。在西湖，若有人信耶穌，長輩常會痛心疾首地說：「你以後死掉沒人拜，會餓死」。

相對於這些二戰後才來臺灣的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早在1871年，馬雅各醫生的宣教團隊就進入了屏東六堆客家庄，建立了內埔教會；北部的馬偕牧師也在1882年開拓了苗栗大湖教會。早期長老教會多由閩南語傳道人牧養，後來成立專屬的「客家宣教委員會」，又至1978年與信義會、聖潔會、浸信會等組成跨教會系統的「客家福音協會」，推動「敬祖」替代「祭祖」，耗時26年完成《客語聖經》的翻譯，還積極投入客家事工與客家流行音樂的創作，努力翻耕客家福音的硬土。這些努力讓基督信仰逐漸從「外國人的宗教」，轉型為「客家人自己的教會」。

宣教士們這種不遺餘力、金錢與時間深耕客庄的態度，對我這個非教徒而言，不敢輕言感同身受；不過站在老街天主堂前，四百年前的利瑪竇實在太遙遠了，但從湖口聖母升天堂設計與監造的Schiatti工程師弟兄、慨捐父母遺產的滿思謙以及與我兄弟般的汪文麟等人，我感受到了耶穌會教士的奉獻與理想主義的知識份子情調。對我而言，這就是耶穌會最迷人的奧妙。

孤兒原鄉人

羅烈師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1959年鍾理和在自己的小說《原鄉人》，寫下這句震撼文壇的名言。同年吳濁流日文原著《アジアの孤児》（亞細亞的孤兒）也在臺灣出版了中文版。近70年來，臺灣人究竟是中國大陸的原鄉人？或者註定永遠是亞細亞的孤兒？始終糾纏不清。

鍾理和（1915-1960），自傳型小說《原鄉人》反思臺灣人的認同處境。鍾理和出生於阿緱廳大樹腳（今屏東縣高樹鄉），後遷居高雄美濃。人們熟悉的鍾理和為了反抗傳統的「同姓之戀」，帶著帶著鍾台妹遠走他鄉。戰後返回臺灣，又飽受困頓與疾病的考驗，卻能至死不渝的寫作，最後在修訂中篇小說《雨》時，因肺結核復發大量咯血，血濺稿紙，抱憾辭世，被稱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鍾理和1938年獨自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先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技藝，兩年後，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當年七月第三度返台，偕鍾台妹到瀋陽共同生活。滿州國是流浪者、冒險者尋找機會的天地，鍾理和這段生活經驗複雜、艱難而變化劇烈，這期間所寫的〈泰東旅館〉與〈門〉作品，辭藻豐腴，充滿感情，寫下了在滿州的苦悶和失望。1941年鍾理和一家離開奉天，旅居北京首尾六年，期間也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地，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閱讀、寫作，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體驗。1945年他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在戰亂與貧窮交逼的現實下，傳統北京庭院中的石榴樹半死不活，魚缸積滿灰塵，反而是被丟在牆角、帶有毒性卻極其耐活的夾竹桃取代了主角地位。《夾竹桃》戳破歷史古城幻影、直視國民性缺點的銳利之作，字裡行間充滿了「五四運動」與魯迅式的啟蒙與批判色彩，強烈地展現了鍾理和的人格與作家風格。

戰後，鍾理和於1946年返臺，並於1959年發表《原鄉人》。這本小說是他個人生命歷程的投射，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掙扎。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展開，講述主角自幼在日治時期台灣長大，受到父兄啟蒙，對海峽彼岸的「原鄉」抱持著一種文化上的無限憧憬與血緣神話。小說中貫穿全書且震驚文壇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深刻地道出了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尋根、渴望與祖先土地連結的激越情感。小說中的二哥，深愛祖國，放棄日本的學業，潛回大陸，投入抗日敵後工作，其實就是以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1915-1950）加入丘念台廣東之東區工作隊的真實事蹟為原型。然而，小說沒寫的是現實的鍾浩東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社會主義理想，於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時，加入共產黨，遭祖國槍決身亡，得年35而已。

吳濁流（1900-1976）出生於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幼年由祖父送往漢學私塾就學，11歲時進入公學校。大正五年（1916）自新埔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公費制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前身），畢業後返鄉，在故鄉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教場任教。此時社會正瀰漫因一戰而引起的民族自決思潮，自由與民族主義等思想席捲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在閱讀《臺灣青年》時產生極大共鳴，並在參加新竹州教育科舉辦的教育論文比賽時，發表〈論學校教育與自治〉。此文遭日本政府認為文辭過激，使其受警察監視、並數度被調職苗栗西湖公學校。40歲時任教原客交界處之關西馬武督公學校，因不滿日籍的郡視學（督學）對臺灣籍教員的公然欺侮，憤而離開深耕20年的教育界，隔年便遠赴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南京，擔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然而戰爭期間，臺人在中國反而經常被視為是日本派去的間諜，處境尷尬。吳濁流在中國待一年多後決定返臺，就在戰爭的陰影下，撰寫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這一自傳型小說，探討主角胡太明在臺灣、日本與中國身份之間的認同困境：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但什麼是臺灣人呢？於是成了亞細亞洲的孤兒。這是臺灣文學史上，首部探索臺灣人歷史命運與認同的小說。

《亞細亞孤兒》故事中的主角最終以發瘋收場，而吳濁流這一認同處境的悲憤，更讓他在另一本自傳小說《臺灣連翹》中，除了描述日治時期的成長與反抗以及祖國體驗與二戰陰影，更在最後幾章中國政府接收臺灣與隨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中，以長山仔、半山與臺灣人這一人群分類概念，反映了歷經清代、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下臺灣人身份認同的艱難。小說中嚴厲指摘政府官員與半山的言行，他更描述部分半山在二二八事件前後與政府合作，支持官方的「臺人奴化論」觀點，亦即臺灣人已被殖民者奴化，沒有國家觀念，甚至提供相關人員名單，協助迫害臺灣人。

吳濁流並非僅僅以小說抒發胸譩悲憤而已，他一心欲推動臺灣本土文藝，獨資創辦《臺灣文藝》雜誌社，發行期間前後歷經約40年，又創設「臺灣文學獎」及「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積極鼓勵後世人才持續創作。吳濁流始終關懷臺灣所處境地，並提筆為臺灣歷史留下見證。此番不畏當權仍奮力於夾縫點燃星火的「硬頸」精神，使他被後世譽為「鐵血詩人」。

鍾理和在《原鄉人》裡的言語，不僅對照著吳濁流的控訴，顯得格外刺耳；就算是與他自己的〈東泰旅館〉與《夾竹桃》並排，也同樣突兀。我想，評論者永遠不要低估生活現實與政治壓力的殘酷，即如吳濁流《臺灣連翹》何嘗不是託討給鍾肇政，死後十年才出版？對貧病交加依賴妻子打工及自身微薄稿費渡日的作家而言，如何能抵抗執政者的文化風向？多少年後的此刻，《原鄉人》與《貧賤夫妻》與《笠山農場》等作品，已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那關於身份認同的困境，則被解讀為最終已沉澱為對台灣這塊「腳踏土地」的真實擁抱。而連翹，也就是金露花，隨處可見的灌木圍籬，任人剪了又生，生了又剪，馴服卻又頑強。吳濁流以此隱喻台灣人民歷經清朝、日本到戰後國民政府等不同政權的更迭與壓迫下，依然展現出堅韌、不屈的草根生命力。

孤臣半山猶念台

羅烈師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這是寫在課本裡，1895乙未清朝割讓臺灣給日本的傷心往事，而我卻從一只小小的紙藥袋裡，翻出了那大時代與個人生命史的交織。

高鐵新竹站附近從前有個叫「六張犁」的林姓聚落，林保民（1942-）的祖父與曾祖父曾任宗族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留了近三百年來大批古文書，是人們解讀林家及新竹歷史的重要憑據。檢視這些文物時，一只紙質藥袋，上頭印著「湖南長沙又一村五號 啟雄診所」，令我十分好奇：「為什麼這小村裡竟然有大陸長沙的藥袋仔呢？」原來啟雄就是保民的父親，年輕時到日本留學，昭和5年（1930）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畢業後，他選擇了前往中國發展，1939年擔任第四路軍之總司令部軍醫，又於 1941年轉為湖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校醫。林保民其實就在長沙出生，直到1950年九歲時，才跟著父親回到六張犁。他至今仍保留著父親當年的聘書，甚至還記得丘念台（1894-1967）也是家中常客。

丘念台的父親就是丘逢甲，那個當還有一群台灣人拚死抵抗日軍接收時，卻逕自跨舟離台，返回祖籍梅縣，悲憤吟出「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的副總統及義軍統領。丘逢甲心繫臺灣，故長子別號「念台」，表達不忘臺灣之意。民國2年（1913）即丘逢甲過世後隔年，丘念台赴日本成城中學就學。隨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採礦科，從事礦業研究。丘念台在日本留學期間，雖以礦業為學習專業，但是終其一生投入組織群眾之工作。進入東京帝大便開始進行聯繫在日本的臺灣籍學生，組織「東寧學會」，聯絡感情與研究學術之外，促成臺籍青年祖國認同。當時因不懂閩南語，所以聯絡對象多為客家籍的臺灣青年，其次才是閩南的臺灣青年。民國27年10月，廣州棄守，成立「東區服務隊」，號召青年參加訓練，作為協助抗戰基幹。重要的臺灣成員中鍾浩東、蔣碧玉（蔣渭水養女）、蕭道應、黃素貞（汐止人，蕭妻）、李南鋒（屏東人，鍾浩東表弟）、黎明華、丘繼英（後任苗栗區長）、徐森源，多人為客家背景。

民國32年中國國民黨在福建漳州成立臺灣直屬黨部以及臺灣調查委員會，準備對臺展開工作，丘念台即為執行委員和調查委員之一。民國34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接管臺灣，來自中國大陸各省政治與技術菁英組成的接收隊伍被世居臺灣人稱為「外省人」，側身其中還有日本時代由臺灣前往大陸發展的臺灣人。離開中國的華南人士向來以「唐山」稱呼大陸，閩南語「唐」與「長」同音，也稱為「長山」；客家話也就以幾分貶義的「長山仔」或「阿山仔」稱呼外省人。當時跟著長山人回來的這群臺籍菁英，就被謔稱為「半山」。

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的鄒家兄弟，就是引人注目的半山故事之一，其中又以鄒洪（1897-1945年）為最。鄒洪的長兄日治初期留學大阪工業專門學校，乘回台灣省親之際，將鄒洪帶到日本求學。1909年鄒洪隨長兄赴上海，考入江蘇省第五中學讀書，並在1919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與陳誠、羅卓英成為同學。鄒洪參與北伐、剿共、抗日，戰功彪炳，長沙會戰時，是戰區總司令薛岳手下的大將。死後追封為陸軍上將，為第一位臺籍上將。鄒洪的弟弟鄒清之曾任新竹縣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長及省府委員；另一弟鄒滌之亦曾任新竹縣長及國民大會代表。半山的隊伍人數不少，例如擔任過副總統的謝東閔或《臺灣通史》作者連雅堂的兒子連震東等，在政治上都曾位高權重。對於當時的政權而言，這類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是建立統治運作的重要助手。他們透過參與體制，獲取了本土派人士較難取得的政治資源，並在推動地方自治與土地改革等政策中執行任務。

半山這種扮演中國統治者與臺灣之間中介角色的現象，也促成「客家」觀念引入臺灣，還進一步促成臺灣客家組織之形成，翁鈐（1917-1997）就是這些中介人物之一。翁鈐是桃園龍潭人，昭和17年（1942）在日人控制下的北京大學農學院農業工學系，學習農田水利工程；畢業後往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農業機械。戰後，民國37年是台灣省參議員組團赴南京之一員，向當選總統的蔣介石獻「舉國仰止」旗。民國44年（1955）起先後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與民政廳廳長，長期參與臺灣地方自治事務。翁鈐此一政治生涯，與當時之黨國體制有密切關係，他曾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候補委員、中委會主任、中央委員及評議委員，也在國防研究院、戰地政務班與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翁鈐擔任省民政廳長時，擔任臺北客籍人士聯誼組織月光會的第三任會長；1952 年更名改組為「旅北客屬同鄉會」，由翁鈐與南部客家人士徐傍興及丘念台等人共同推動。又在其任內登記成立「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隨後改名為「臺北客家崇正會」。更重要的是，世界客屬總會於民國63年正式在臺灣登記成立，首任會長即為一身戰功，又以長沙保衛戰最著名的薛岳將軍，秘書長為藍萼洲，而翁鈐則任理事長。

丘念台青年時期在日本即與臺灣客籍青年交往最多，在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也催生了更多的中介角色，就像新竹六張犁林啟雄就因此前往湖南長沙成為軍醫。丘念台晚年又前往日本，促成民國52年東京崇正公會及後續日本崇正總會之成立，對客家社群之聯繫與結社，有重大的影響力。其一生，來來往往於中國、臺灣與日本，出生於中國廣東，逝世於日本東京，最終歸葬於臺灣臺北，象徵其一生勠力於縫補父親那場拋棄臺灣的憾恨。

半山孤兒原鄉人

羅烈師

這是許多齣跨越海峽的大故事，而我卻從一個小小的藥袋裡，翻了出來。

高鐵新竹站附近從前有個叫「六張犁」的林姓聚落，林保民（1942-）的祖父與曾祖父曾任宗族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留了近三百年來大批古文書，是人們解讀林家及新竹歷史的重要憑據。檢視這些文物時，一只紙質藥袋，上頭印著「湖南長沙又一村五號 啟雄診所」，令我十分好奇：「為什麼這小村裡竟然有大陸長沙的藥袋仔呢？」原來啟雄就是保民的父親，年輕時到日本留學，昭和5年（1930）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畢業後，他選擇了前往中國發展，1939年擔任第四路軍之總司令部軍醫，又於 1941年轉為湖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校醫。林保民其實就在長沙出生，直到1950年九歲時，才跟著父親回到六張犁。他至今仍保留著父親當年的聘書，甚至還記得丘念台（1894-1967）也是家中常客。

提起丘念台，人們總是立刻想到他的父親丘逢甲，那個當還有一群台灣人拚死抵抗日軍接收時，跨舟離台，悲憤吟出「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的副總統及義軍統領。丘逢甲心繫臺灣，故長子別號「念台」，表達不忘臺灣之意。民國2年（1913）即丘逢甲過世後隔年，丘念台赴日本成城中學就學。隨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採礦科，從事礦業研究。丘念台在日本留學期間，雖以礦業為學習專業，但是終其一生投入組織群眾之工作。進入東京帝大便開始進行聯繫在日本的臺灣籍學生，組織「東寧學會」，聯絡感情與研究學術之外，促成臺籍青年祖國認同。當時因不懂閩南語，所以聯絡對象多為客家籍的臺灣青年，其次才是閩南的臺灣青年。民國27年10月，廣州棄守，丘念台成立「東區服務隊」，號召青年參加訓練，作為協助抗戰基幹。重要的臺灣成員中鍾浩東、蔣碧玉（蔣渭水養女）、蕭道應、黃素貞（汐止人，蕭妻）、李南鋒（屏東人，鍾浩東表弟）、黎明華、丘繼英（後任苗栗區長）、徐森源，多人為客家背景。

民國32年中國國民黨在福建漳州成立臺灣直屬黨部以及臺灣調查委員會，準備對臺展開工作，丘念台擔任執行委員和調查委員。民國34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接管臺灣，來自中國大陸各省政治與技術菁英組成的接收隊伍被世居臺灣人稱為「外省人」，側身其中還有日本時代由臺灣前往大陸發展的臺灣人。離開中國的華南人士向來以「唐山」稱呼大陸，閩南語「唐」與「長」同音，也稱為「長山」；客家話也就以幾分貶義的「長山仔」或「阿山仔」稱呼外省人。當時跟著長山人回來的這群臺籍菁英，就被謔稱為「半山」。

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的鄒家兄弟，應該是最引人注目的半山故事，其中又以鄒洪（1897-1945年）為最。鄒洪的長兄日治初期留學大阪工業專門學校，乘回台灣省親之際，將鄒洪帶到日本求學。1909年鄒洪隨長兄赴上海，考入江蘇省第五中學讀書，並在1919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與陳誠、羅卓英成為同學。鄒洪參與北伐、剿共、抗日，戰功彪炳，長沙會戰時，是戰區總司令薛岳手下的大將。死後追封為陸軍上將，為第一位臺籍上將。鄒洪的弟弟鄒清之曾任新竹縣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長及省府委員；另一弟鄒滌之亦曾任新竹縣長及國民大會代表。半山的隊伍人數不少，例如擔任過副總統的謝東閔或《臺灣通史》作者連雅堂的兒子連震東等，在政治上都曾位高權重。對於當時的政權而言，這類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是建立統治運作的重要助手。他們透過參與體制，獲取了本土派人士較難取得的政治資源，並在推動地方自治與土地改革等政策中執行任務。

長山仔、半山仔與臺灣人這些人群分類概念，反映了歷經清代、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下臺灣人身份屬性與認同的艱難，而接收臺灣與隨後的二二八事件，則直接引爆為衝突。丘念台民國35年春受任為監察院監察委員，向重慶中央及臺灣地方當局陳述臺胞處境與苦衷，切勿以漢奸一概論罪；更於媒體撰文，為臺人請命。後又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與林獻堂等十五人，晉見國府黨政軍各界，溝通接收臺灣事宜。二二八事件後，丘念台奉派來台宣撫，主張寬大處理，停止逮捕；並於日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官警妄殺於先，軍憲枉法逞威過度濫殺於後。

這種臺灣人的認同困境在吳濁流（1900-1976）《亞細亞的孤兒》筆下，用主人翁胡志明的遭遇精確地描繪出來。吳濁流出生於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幼年由祖父送往漢學私塾就學，11歲時進入公學校。大正五年（1916）自新埔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公費制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前身），為當屆街庄中唯一人。畢業後返鄉，在故鄉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教場任教。此時社會正瀰漫因一戰而引起的民族自決思潮，自由與民族主義等思想席捲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在閱讀《臺灣青年》時產生極大共鳴，並在參加新竹州教育科舉辦的教育論文比賽時，發表〈論學校教育與自治〉。此文遭日本政府認為文辭過激，使其受警察監視、並數度被調職苗栗西湖公學校。40歲時任教原客交界處之關西馬武督公學校，因不滿日籍的郡視學（督學）對臺灣籍教員的公然欺侮，憤而離開深耕20年的教育界，隔年便遠赴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南京，擔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然而戰爭期間，臺人在中國反而經常被視為是日本派去的間諜，處境尷尬。吳濁流在中國待一年多後決定返臺，開始撰寫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這一自傳型小說，探討主角胡太明在臺灣、日本與中國身份之間的認同困境：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但什麼是臺灣人呢？於是成了亞細亞洲的孤兒。這是臺灣文學史上，首部探索臺灣人歷史命運與認同的小說。《亞細亞孤兒》故事中的主角最終以發瘋收場，而吳濁流這一認同處境的悲憤，更讓他在另一本小說《臺灣連翹》中，指摘半山的言行。他描述部分半山在二二八事件前後與政府合作，支持官方的「臺人奴化論」觀點，甚至提供相關人員名單。

同屬文學家，比吳濁流年輕許多，卻更早前往中國大陸且生活更久的鍾理和（1915-1960），也用自傳型小說《原鄉人》反思臺灣人的認同處境。鍾理和出生於阿緱廳大樹腳（今屏東縣高樹鄉），後遷居高雄美濃。人們熟悉的鍾理和為了反抗傳統的「同姓之戀」，帶著鍾台妹遠走他鄉。戰後返回臺灣，又飽受困頓與疾病的考驗，卻能至死不渝的寫作，最後在修訂中篇小說《雨》時，因肺結核復發大量咯血，血濺稿紙，抱憾辭世，被稱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鍾理和1938年獨自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先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技藝，兩年後，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當年七月第三度返台，偕鍾台妹到瀋陽共同生活。滿州國是流浪者、冒險者尋找機會的天地，鍾理和這段生活經驗複雜、艱難而變化劇烈，這期間所寫的〈泰東旅館〉與〈門〉作品，辭藻豐腴，充滿感情，寫下了在滿州的苦悶和失望。1941年鍾理和一家離開奉天，旅居北京首尾六年，期間也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地，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閱讀、寫作，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體驗。1945年他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在戰亂與貧窮交逼的現實下，傳統北京庭院中的石榴樹半死不活，魚缸積滿灰塵，反而是被丟在牆角、帶有毒性卻極其耐活的夾竹桃取代了主角地位。《夾竹桃》戳破歷史古城幻影、直視國民性缺點的銳利之作，字裡行間充滿了「五四運動」與魯迅式的啟蒙與批判色彩，強烈地展現了鍾理和的人格與作家風格。

戰後，鍾理和於1946年返臺，並於1959年發表《原鄉人》。這本小說是他個人生命歷程的投射，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掙扎。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展開，講述主角自幼在日治時期台灣長大，受到父兄啟蒙，對海峽彼岸的「原鄉」抱持著一種文化上的無限憧憬與血緣神話。小說中貫穿全書且震驚文壇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深刻地道出了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尋根、渴望與祖先土地連結的激越情感。小說中的二哥，深愛祖國，放棄日本的學業，潛回大陸，投入抗日敵後工作，其實就是以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1915-1950）加入丘念台廣東之東區工作隊的真實事蹟為原型。小說沒寫的是現實的鍾浩東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社會主義理想，於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時，加入共產黨，遭祖國槍決身亡，得年35而已。

與鍾理和幾乎同時，翁鈐（1917-1997）桃園龍潭人，昭和17年（1942）也在北京。他在日人控制下的北京大學農學院農業工學系，學習農田水利工程；畢業後往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農業機械。戰後，民國37年是台灣省參議員組團赴南京之一員，向當選總統的蔣介石獻「舉國仰止」旗。民國44年（1955）起先後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與民政廳廳長，長期參與臺灣地方自治事務。翁鈐此一政治生涯，與當時之黨國體制有密切關係，他曾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候補委員、中委會主任、中央委員及評議委員，也在國防研究院、戰地政務班與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翁鈐擔任省民政廳長時，擔任臺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前身月光會之第三任會長。在其任內申請登記成立「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最後成為目前臺北客家崇正會。更重要的是，世界客屬總會於民國63年正式在臺灣登記成立，首任會長即為一身戰功，又以長沙保衛戰最著名的薛岳將軍，秘書長為藍萼洲，而翁鈐則任理事長。

同一場戰爭，幾個交織在一起的客庄青年，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回臺之後的林啟雄，故事平淡，幾乎已被遺忘。丘念台青年時期在日本即與臺灣客籍青年交往最多；晚年又前往日本，促成民國52年東京崇正公會及後續日本崇正總會之成立，對客家社群之聯繫與結社，有重大的影響力。其一生，來來往往於中國、臺灣與日本，出生於中國廣東，逝世於日本東京，最終歸葬於臺灣臺北，象徵其一生勠力於縫補父親那場拋棄臺灣的憾恨。吳濁流並非僅僅以小說抒發胸譩悲憤而已，他一心欲推動臺灣本土文藝，獨資創辦《臺灣文藝》雜誌社，發行期間前後歷經約40年，又創設「臺灣文學獎」及「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積極鼓勵後世人才持續創作。吳濁流始終關懷臺灣所處境地，並提筆為臺灣歷史留下見證。此番不畏當權仍奮力於夾縫點燃星火的「硬頸」精神，使他被後世譽為「鐵血詩人」。鍾理和的《原鄉人》後來與《貧賤夫妻》與《笠山農場》等作品，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關於身份認同的困境，最終沉澱為對台灣這塊「腳踏土地」的真實擁抱。

依依

小學後門交通不算太擁擠，適合接送小孩。

有些外出的早晨，我會經過後門走到小站，搭接駁火車到高鐵站。一對年輕父母併肩站在通透的矮牆外，揮手對著慢慢走進校園的女兒，而逐漸接近川堂的女兒則頻頻回眸搖手。整個後門人群突然淡出而靜止，只有這場晨光涼風中的微電影，亮麗地慢動作演出。媽媽的眼神帶著鼓勵，爸爸則幾絲放心不下，直到女兒漫進同學的潮水中。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正穿過後門人潮的我，由不得頻頻回眸觀看這齣日常劇場，也反覆溫習著生命中曾經有過的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