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孤兒原鄉人

羅烈師

這是許多齣跨越海峽的大故事，而我卻從一個小小的藥袋裡，翻了出來。

高鐵新竹站附近從前有個叫「六張犁」的林姓聚落，林保民（1942-）的祖父與曾祖父曾任宗族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留了近三百年來大批古文書，是人們解讀林家及新竹歷史的重要憑據。檢視這些文物時，一只紙質藥袋，上頭印著「湖南長沙又一村五號 啟雄診所」，令我十分好奇：「為什麼這小村裡竟然有大陸長沙的藥袋仔呢？」原來啟雄就是保民的父親，年輕時到日本留學，昭和5年（1930）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畢業後，他選擇了前往中國發展，1939年擔任第四路軍之總司令部軍醫，又於 1941年轉為湖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校醫。林保民其實就在長沙出生，直到1950年九歲時，才跟著父親回到六張犁。他至今仍保留著父親當年的聘書，甚至還記得丘念台（1894-1967）也是家中常客。

提起丘念台，人們總是立刻想到他的父親丘逢甲，那個當還有一群台灣人拚死抵抗日軍接收時，跨舟離台，悲憤吟出「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的副總統及義軍統領。丘逢甲心繫臺灣，故長子別號「念台」，表達不忘臺灣之意。民國2年（1913）即丘逢甲過世後隔年，丘念台赴日本成城中學就學。隨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採礦科，從事礦業研究。丘念台在日本留學期間，雖以礦業為學習專業，但是終其一生投入組織群眾之工作。進入東京帝大便開始進行聯繫在日本的臺灣籍學生，組織「東寧學會」，聯絡感情與研究學術之外，促成臺籍青年祖國認同。當時因不懂閩南語，所以聯絡對象多為客家籍的臺灣青年，其次才是閩南的臺灣青年。民國27年10月，廣州棄守，丘念台成立「東區服務隊」，號召青年參加訓練，作為協助抗戰基幹。重要的臺灣成員中鍾浩東、蔣碧玉（蔣渭水養女）、蕭道應、黃素貞（汐止人，蕭妻）、李南鋒（屏東人，鍾浩東表弟）、黎明華、丘繼英（後任苗栗區長）、徐森源，多人為客家背景。

民國32年中國國民黨在福建漳州成立臺灣直屬黨部以及臺灣調查委員會，準備對臺展開工作，丘念台擔任執行委員和調查委員。民國34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接管臺灣，來自中國大陸各省政治與技術菁英組成的接收隊伍被世居臺灣人稱為「外省人」，側身其中還有日本時代由臺灣前往大陸發展的臺灣人。離開中國的華南人士向來以「唐山」稱呼大陸，閩南語「唐」與「長」同音，也稱為「長山」；客家話也就以幾分貶義的「長山仔」或「阿山仔」稱呼外省人。當時跟著長山人回來的這群臺籍菁英，就被謔稱為「半山」。

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的鄒家兄弟，應該是最引人注目的半山故事，其中又以鄒洪（1897-1945年）為最。鄒洪的長兄日治初期留學大阪工業專門學校，乘回台灣省親之際，將鄒洪帶到日本求學。1909年鄒洪隨長兄赴上海，考入江蘇省第五中學讀書，並在1919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與陳誠、羅卓英成為同學。鄒洪參與北伐、剿共、抗日，戰功彪炳，長沙會戰時，是戰區總司令薛岳手下的大將。死後追封為陸軍上將，為第一位臺籍上將。鄒洪的弟弟鄒清之曾任新竹縣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長及省府委員；另一弟鄒滌之亦曾任新竹縣長及國民大會代表。半山的隊伍人數不少，例如擔任過副總統的謝東閔或《臺灣通史》作者連雅堂的兒子連震東等，在政治上都曾位高權重。對於當時的政權而言，這類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是建立統治運作的重要助手。他們透過參與體制，獲取了本土派人士較難取得的政治資源，並在推動地方自治與土地改革等政策中執行任務。

長山仔、半山仔與臺灣人這些人群分類概念，反映了歷經清代、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下臺灣人身份屬性與認同的艱難，而接收臺灣與隨後的二二八事件，則直接引爆為衝突。丘念台民國35年春受任為監察院監察委員，向重慶中央及臺灣地方當局陳述臺胞處境與苦衷，切勿以漢奸一概論罪；更於媒體撰文，為臺人請命。後又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與林獻堂等十五人，晉見國府黨政軍各界，溝通接收臺灣事宜。二二八事件後，丘念台奉派來台宣撫，主張寬大處理，停止逮捕；並於日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官警妄殺於先，軍憲枉法逞威過度濫殺於後。

這種臺灣人的認同困境在吳濁流（1900-1976）《亞細亞的孤兒》筆下，用主人翁胡志明的遭遇精確地描繪出來。吳濁流出生於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幼年由祖父送往漢學私塾就學，11歲時進入公學校。大正五年（1916）自新埔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公費制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前身），為當屆街庄中唯一人。畢業後返鄉，在故鄉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教場任教。此時社會正瀰漫因一戰而引起的民族自決思潮，自由與民族主義等思想席捲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在閱讀《臺灣青年》時產生極大共鳴，並在參加新竹州教育科舉辦的教育論文比賽時，發表〈論學校教育與自治〉。此文遭日本政府認為文辭過激，使其受警察監視、並數度被調職苗栗西湖公學校。40歲時任教原客交界處之關西馬武督公學校，因不滿日籍的郡視學（督學）對臺灣籍教員的公然欺侮，憤而離開深耕20年的教育界，隔年便遠赴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南京，擔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然而戰爭期間，臺人在中國反而經常被視為是日本派去的間諜，處境尷尬。吳濁流在中國待一年多後決定返臺，開始撰寫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這一自傳型小說，探討主角胡太明在臺灣、日本與中國身份之間的認同困境：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但什麼是臺灣人呢？於是成了亞細亞洲的孤兒。這是臺灣文學史上，首部探索臺灣人歷史命運與認同的小說。《亞細亞孤兒》故事中的主角最終以發瘋收場，而吳濁流這一認同處境的悲憤，更讓他在另一本小說《臺灣連翹》中，指摘半山的言行。他描述部分半山在二二八事件前後與政府合作，支持官方的「臺人奴化論」觀點，甚至提供相關人員名單。

同屬文學家，比吳濁流年輕許多，卻更早前往中國大陸且生活更久的鍾理和（1915-1960），也用自傳型小說《原鄉人》反思臺灣人的認同處境。鍾理和出生於阿緱廳大樹腳（今屏東縣高樹鄉），後遷居高雄美濃。人們熟悉的鍾理和為了反抗傳統的「同姓之戀」，帶著鍾台妹遠走他鄉。戰後返回臺灣，又飽受困頓與疾病的考驗，卻能至死不渝的寫作，最後在修訂中篇小說《雨》時，因肺結核復發大量咯血，血濺稿紙，抱憾辭世，被稱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鍾理和1938年獨自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先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技藝，兩年後，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當年七月第三度返台，偕鍾台妹到瀋陽共同生活。滿州國是流浪者、冒險者尋找機會的天地，鍾理和這段生活經驗複雜、艱難而變化劇烈，這期間所寫的〈泰東旅館〉與〈門〉作品，辭藻豐腴，充滿感情，寫下了在滿州的苦悶和失望。1941年鍾理和一家離開奉天，旅居北京首尾六年，期間也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地，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閱讀、寫作，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體驗。1945年他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在戰亂與貧窮交逼的現實下，傳統北京庭院中的石榴樹半死不活，魚缸積滿灰塵，反而是被丟在牆角、帶有毒性卻極其耐活的夾竹桃取代了主角地位。《夾竹桃》戳破歷史古城幻影、直視國民性缺點的銳利之作，字裡行間充滿了「五四運動」與魯迅式的啟蒙與批判色彩，強烈地展現了鍾理和的人格與作家風格。

戰後，鍾理和於1946年返臺，並於1959年發表《原鄉人》。這本小說是他個人生命歷程的投射，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掙扎。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展開，講述主角自幼在日治時期台灣長大，受到父兄啟蒙，對海峽彼岸的「原鄉」抱持著一種文化上的無限憧憬與血緣神話。小說中貫穿全書且震驚文壇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深刻地道出了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尋根、渴望與祖先土地連結的激越情感。小說中的二哥，深愛祖國，放棄日本的學業，潛回大陸，投入抗日敵後工作，其實就是以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1915-1950）加入丘念台廣東之東區工作隊的真實事蹟為原型。小說沒寫的是現實的鍾浩東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社會主義理想，於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時，加入共產黨，遭祖國槍決身亡，得年35而已。

與鍾理和幾乎同時，翁鈐（1917-1997）桃園龍潭人，昭和17年（1942）也在北京。他在日人控制下的北京大學農學院農業工學系，學習農田水利工程；畢業後往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農業機械。戰後，民國37年是台灣省參議員組團赴南京之一員，向當選總統的蔣介石獻「舉國仰止」旗。民國44年（1955）起先後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與民政廳廳長，長期參與臺灣地方自治事務。翁鈐此一政治生涯，與當時之黨國體制有密切關係，他曾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候補委員、中委會主任、中央委員及評議委員，也在國防研究院、戰地政務班與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翁鈐擔任省民政廳長時，擔任臺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前身月光會之第三任會長。在其任內申請登記成立「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最後成為目前臺北客家崇正會。更重要的是，世界客屬總會於民國63年正式在臺灣登記成立，首任會長即為一身戰功，又以長沙保衛戰最著名的薛岳將軍，秘書長為藍萼洲，而翁鈐則任理事長。

同一場戰爭，幾個交織在一起的客庄青年，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回臺之後的林啟雄，故事平淡，幾乎已被遺忘。丘念台青年時期在日本即與臺灣客籍青年交往最多；晚年又前往日本，促成民國52年東京崇正公會及後續日本崇正總會之成立，對客家社群之聯繫與結社，有重大的影響力。其一生，來來往往於中國、臺灣與日本，出生於中國廣東，逝世於日本東京，最終歸葬於臺灣臺北，象徵其一生勠力於縫補父親那場拋棄臺灣的憾恨。吳濁流並非僅僅以小說抒發胸譩悲憤而已，他一心欲推動臺灣本土文藝，獨資創辦《臺灣文藝》雜誌社，發行期間前後歷經約40年，又創設「臺灣文學獎」及「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積極鼓勵後世人才持續創作。吳濁流始終關懷臺灣所處境地，並提筆為臺灣歷史留下見證。此番不畏當權仍奮力於夾縫點燃星火的「硬頸」精神，使他被後世譽為「鐵血詩人」。鍾理和的《原鄉人》後來與《貧賤夫妻》與《笠山農場》等作品，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關於身份認同的困境，最終沉澱為對台灣這塊「腳踏土地」的真實擁抱。

依依

小學後門交通不算太擁擠，適合接送小孩。

有些外出的早晨，我會經過後門走到小站，搭接駁火車到高鐵站。一對年輕父母併肩站在通透的矮牆外，揮手對著慢慢走進校園的女兒，而逐漸接近川堂的女兒則頻頻回眸搖手。整個後門人群突然淡出而靜止，只有這場晨光涼風中的微電影，亮麗地慢動作演出。媽媽的眼神帶著鼓勵，爸爸則幾絲放心不下，直到女兒漫進同學的潮水中。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正穿過後門人潮的我，由不得頻頻回眸觀看這齣日常劇場，也反覆溫習著生命中曾經有過的依依。

 壯遊

關西鎮上有位朋友保存了許多父親的老照片，我注意到兩位中學生穿著學校制服與帽子，手握木杖，打著綁腿，坐在棕櫚樹下的身影。相片下方註記著「12.7.21 中央山脈橫斷記念」，地上兩只同款簡易背包邊所掛著的草鞋，正標誌著一場穿山越嶺、試煉體魄的修學旅行。

日本時代臺灣的學校乃至整個國家都強調學生的體能鍛鍊與吃苦耐勞的精神，而長途跋涉的越嶺與高山攀登，被視為鍛鍊意志力的最佳場域。特別是被稱為「新高山」的玉山是日本帝國第一高峰，帶領學生登頂，更是富涵愛國主義的朝聖之旅。臺北的第一中學、第三高女及許多州立中學或師範學校，都有這樣的安排。帝國的新式教育，教會了這群未來的知識份子「壯遊」，用雙腳認識臺灣。

這種壯遊的典型正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1902年他率領百人隊伍，在武裝警力的護衛下，親征阿里山。他登上阿里山最高峰遙望新高山，將腳下的岩石命名為「後藤岩」，寫下了眼界超凡的詩句：

玉山高聳白雲低，濁水溪頭望氣迷；千里西南青不斷，峰巒畫出幾層梯。

但這文人寄情的背後，卻也是一場隊伍壯盛、宣示主權的政治演習。同一個時代裡，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7-1925）則展開了地毯式的全島踏查，他徒步翻越山嶺，走進原住民各社進行體質測量、語言記錄與習俗分類。對後藤而言，台灣是待開發的帝國資產；對伊能而言，島嶼是巨大的科學實驗室。這些旅行將鮮活的土地與族群，在「他者凝視」下，化為行政圖表與學術標本。

壯遊是權力與知識的聯手佈署，而帝國的建立則依靠著鐵與血，軍隊的鐵與原住民族的血。1914年總督府官員賀田直治的《臺灣中央山脈橫斷記》，記錄了日軍鎮壓東部原住民族的「太魯閣之役」。為了控制深山中的泰雅族、賽德克族或布農族以及獲取樟腦與檜木等林業資源，總督府在中央山脈修築了多條作為警備道路與隘勇線的越嶺道。

修學旅行正是依靠國家的治理與支持，才能達成。就像能高越嶺道或八通關越嶺道，1930年「霧社事件」平息後，總督府在山區的理蕃政策轉趨穩定。沿線密集的警察「駐在所」除了辦公，更被指定為「宿泊地」，提供學生與登山客住宿與簡單膳食，形同高山客棧。學生固然在山路上鍛鍊了心智，但重型帆布帳篷、鍋碗瓢盆與糧食等龐大的後勤物資與開路工作，幾乎全部仰賴布農族或泰雅族等原住民作為嚮導與揹工。如果沒有原住民驚人的負重能力與山林知識，這些「學生登山教育」是無法實現的。直到昭和12年（1937）夏天戰爭爆發，隨後太平洋戰爭開打，社會動盪且物資缺乏，台灣的民間與學校登山活動才被迫終止，或許關西朋友的父親所就讀臺北州宜蘭農林學校，就是島內學校最後幾次的橫斷之旅。

回溯這島嶼曾經的步行，十九世紀與清初的壯遊則帶有更強的目的性。宣教士馬偕（1844-1901）自1872年登陸後，其足跡遍布北台灣的山林與後山。他在《福爾摩沙之子》中記錄的探險，是將地理空間轉化為等待啟蒙的「靈魂疆域」，他丈量山脈是為了尋找宣教據點，島嶼在此是信仰的邊陲。早於此近兩百年的1697年，郁永河為了開採火藥急需的硫磺，自願從福建跨海而來。他在《裨海紀遊》中詳述了從府城一路北上關渡的艱難，當時的台灣在他眼中是瘴癘橫行、充滿原始威脅的「異域」。無論是馬偕的靈魂救贖，還是郁永河的資源偵察，其視線皆是從外部切入，台灣是一個被凝視的客體。

朋友其實並不知道這些故事，反而記得更多父親從宜蘭走回關西的往事。平常的乘車返鄉日，清晨從宜蘭驛上車，穿越草嶺隧道與三貂嶺隧道後，在八堵驛轉乘南下的縱貫線列車；途經臺北驛後，至中壢驛下車。再由中壢驛轉乘自動車（巴士），平鎮、龍潭陂後，傍晚就可以回到關西庄。但步行的尺度就截然不同了，首日從宜蘭北上，經礁溪後，從淡蘭古道南路道路越嶺，夜宿臺北州文山郡的坪林尾。次日清晨順著新店溪畔下山，抵達新店街後，西南向轉往安坑，越過丘陵抵達海山郡的三峽街後住宿。第三天再順著大漢溪畔南下，進入新竹州的大溪街（大嵙崁）。爬上大溪河階，經龍潭陂，就回到了關西庄。對於農林學校的學生而言，沿途有宜蘭平原的水稻與防風竹林景觀，到了坪林見到雲霧繚繞山區的茶園，而新店溪山區樟腦砍伐後的次生林相復育以及沿岸木材水運流放作業，到三峽大漢溪則看到三井合名會社投資下的柑橘或茶產業。這一路不是高山峻嶺，反而是產業與人文景觀之旅。

步行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以自我為尺度，丈量這島嶼，賴和1912年的返鄉之旅，最為臺灣人所津津樂道。他說：「年暇由台北徒步回家途中計費五日，始由三角湧沿中央山脈至頭份乃折向中港遵海濱而行，山嵐海氣殊可追念」。他一路苦行，卻也止不住沉吟。經過大溪客庄，言語不通，感傷地表達了愧對祖先：

吾生長嵙崁，又入嵙崁鄉。前途尚遙遠，亂山冥夕陽。

徒步八十里，腳軟行踉蹌。空聞角板山，地勝饒風光。

思欲一探之，吾腳力已窮。即此問風俗，語苦不能通。

我本客屬人，鄉言更自忘。戚然傷懷抱，數典愧祖宗。

首日夜宿關西，次日傍晚走到北埔時，在這個歷經1895姜紹祖乙未抗日與1907蔡清琳北埔事件的悲傷小鎮，繁華不見，盡是可憐婦女，對著廢井殘墻，賴和不敢悲泣只能垂淚：

遠遠人家入眼中，客程已在北埔東。夕陽反照紅塗崁，疑是當年血濺紅。

錯落人烟幾百家，當年聽說尚繁華。而今廢井殘墻外，只有寒蘆猶著花。

警署前庭兀兀碑，居民見慣似忘悲。我來捫石讀題字，不敢哀唬只淚垂。

唱亂居然第一聲，憐他膽大又年輕。逃姬不是傾城色，豈為區區小不平。

婦女謙柔總可憐，能從虎口獲全生。非關民族懷偏見，鐵證分明在眼前。

捨棄火車的文明，雙腳親自觸碰土地，賴和在汗水與迷途中，自省、探索歷史、更觀察底層大眾的真實生活。這不僅是身體的返鄉，更是在「他者凝視」的殖民社會中，試圖奪回對島嶼土地的感官權力與解釋權，走出自己的主體意識。

尋找自我主體的幽微路徑中，賴和彰化同鄉前輩鹿港文人洪棄生（1866-1928）的遺民壯遊，展現了另一種蒼涼姿態。1895年乙未割台時，洪棄生已是思想成熟的清代秀才，他拒絕與殖民政府合作，堅持不剪辮子、不穿西式服裝，以「棄地遺民」自居。民國／大正11年（1922），57歲的洪棄生在次子洪炎秋陪同下，突破日本政府的限制，前往中國展開長達半年的「壯遊」，並書寫了十三卷、21萬餘字的《八州遊記》，而書名正取自經典《尚書．禹貢》中的「九州」。洪棄生用這場故國遊歷對抗異族統治的斷裂感，透過詩文與旅行，重新確認自己漢文化身分主體。

這種漢文化傳統下的文人，生命主體性的建立，可回溯至明朝末年的徐霞客（1587-1641）。他捨棄了傳統文人汲汲營營的科舉仕途，以三十餘年的生命孤獨徒步於名山大川。他的《徐霞客遊記》不僅有文學的美感，更有科學洞察力。所謂五嶽名山之外，他更深入雲貴荒僻之地，憑雙腳與感官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證。更往前900年的偶象則是柳宗元（773-819）在政治挫敗後被貶謫至永州，他在極度的憂憤與孤寂中，將視線轉向幽邃的山水。他在《永州八記》中精確地凝視自然，將小石潭、西山的奇特與個人不幸的身世融合，讓旅行從單純的位移昇華為心靈的避難所。而這種文人壯遊，等同於「自我探索」與「生命實踐」。而最終的精神導師則是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前145-前86）。二十歲那年，他繼承父志，為了建立宏大的歷史觀，展開了一場震古爍今的長途跋涉。他南遊江淮、探禹穴、訪九疑，足跡遍及當時漢帝國的疆域邊界。這場壯遊徹底改變了中國史學的傳統，他將原本僵硬的宮廷檔案轉化為帶有溫度與呼吸的歷史現場。司馬遷開創了「實地考察」的風氣，他不僅是在丈量地理，更是在建構一套完整的「天下觀」，將空間昇華為歷史。他所說「窮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成為後世兩千年文人壯遊最宏大的精神典範。

逆流而上的壯遊系譜，交纏著兩脈線索。從司馬遷、柳宗元到徐霞客對天下與自我探索挖掘；到郁永河、馬偕與後藤新平那種具備工具理性的「他者凝視」，最後成分不同地交纏在洪棄生與賴和身上。

當年我們一幫人都結婚了，但尚未有孩子。大家聊起未來的日子，你說此生最大的願望是傍晚時分，推著嬰兒車，跟妻子一塊兒出門散步。

當時我早就喜歡黃昏了，廟埕上被媽媽們中止的棒球賽後，跑回家路上的童年，雜貨店廚房的煙囟總飄出帶著油氣的醬油香味。那一定是煎好的荷包蛋們回鍋淋上醬油的味道，我甚至還聽得到黑亮的醬汁在沸騰的油鍋上跳躍的聲音。

剛剛，我如常收拾好灶下後，提著垃圾與廚餘，到社區集中點放置。暮春涼風從巷口襲來，飄著你的話音及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