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遊
關西鎮上有位朋友保存了許多父親的老照片，我注意到兩位中學生穿著學校制服與帽子，手握木杖，打著綁腿，坐在棕櫚樹下的身影。相片下方註記著「12.7.21 中央山脈橫斷記念」，地上兩只同款簡易背包邊所掛著的草鞋，正標誌著一場穿山越嶺、試煉體魄的修學旅行。
日本時代臺灣的學校乃至整個國家都強調學生的體能鍛鍊與吃苦耐勞的精神，而長途跋涉的越嶺與高山攀登，被視為鍛鍊意志力的最佳場域。特別是被稱為「新高山」的玉山是日本帝國第一高峰，帶領學生登頂，更是富涵愛國主義的朝聖之旅。臺北的第一中學、第三高女及許多州立中學或師範學校，都有這樣的安排。帝國的新式教育，教會了這群未來的知識份子「壯遊」，用雙腳認識臺灣。
這種壯遊的典型正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1902年他率領百人隊伍，在武裝警力的護衛下，親征阿里山。他登上阿里山最高峰遙望新高山，將腳下的岩石命名為「後藤岩」，寫下了眼界超凡的詩句：
玉山高聳白雲低，濁水溪頭望氣迷；千里西南青不斷，峰巒畫出幾層梯。
但這文人寄情的背後，卻也是一場隊伍壯盛、宣示主權的政治演習。同一個時代裡，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7-1925）則展開了地毯式的全島踏查，他徒步翻越山嶺，走進原住民各社進行體質測量、語言記錄與習俗分類。對後藤而言，台灣是待開發的帝國資產；對伊能而言，島嶼是巨大的科學實驗室。這些旅行將鮮活的土地與族群，在「他者凝視」下，化為行政圖表與學術標本。
壯遊是權力與知識的聯手佈署，而帝國的建立則依靠著鐵與血，軍隊的鐵與原住民族的血。1914年總督府官員賀田直治的《臺灣中央山脈橫斷記》，記錄了日軍鎮壓東部原住民族的「太魯閣之役」。為了控制深山中的泰雅族、賽德克族或布農族以及獲取樟腦與檜木等林業資源，總督府在中央山脈修築了多條作為警備道路與隘勇線的越嶺道。
修學旅行正是依靠國家的治理與支持，才能達成。就像能高越嶺道或八通關越嶺道，1930年「霧社事件」平息後，總督府在山區的理蕃政策轉趨穩定。沿線密集的警察「駐在所」除了辦公，更被指定為「宿泊地」，提供學生與登山客住宿與簡單膳食，形同高山客棧。學生固然在山路上鍛鍊了心智，但重型帆布帳篷、鍋碗瓢盆與糧食等龐大的後勤物資與開路工作，幾乎全部仰賴布農族或泰雅族等原住民作為嚮導與揹工。如果沒有原住民驚人的負重能力與山林知識，這些「學生登山教育」是無法實現的。直到昭和12年（1937）夏天戰爭爆發，隨後太平洋戰爭開打，社會動盪且物資缺乏，台灣的民間與學校登山活動才被迫終止，或許關西朋友的父親所就讀臺北州宜蘭農林學校，就是島內學校最後幾次的橫斷之旅。
回溯這島嶼曾經的步行，十九世紀與清初的壯遊則帶有更強的目的性。宣教士馬偕（1844-1901）自1872年登陸後，其足跡遍布北台灣的山林與後山。他在《福爾摩沙之子》中記錄的探險，是將地理空間轉化為等待啟蒙的「靈魂疆域」，他丈量山脈是為了尋找宣教據點，島嶼在此是信仰的邊陲。早於此近兩百年的1697年，郁永河為了開採火藥急需的硫磺，自願從福建跨海而來。他在《裨海紀遊》中詳述了從府城一路北上關渡的艱難，當時的台灣在他眼中是瘴癘橫行、充滿原始威脅的「異域」。無論是馬偕的靈魂救贖，還是郁永河的資源偵察，其視線皆是從外部切入，台灣是一個被凝視的客體。
朋友其實並不知道這些故事，反而記得更多父親從宜蘭走回關西的往事。平常的乘車返鄉日，清晨從宜蘭驛上車，穿越草嶺隧道與三貂嶺隧道後，在八堵驛轉乘南下的縱貫線列車；途經臺北驛後，至中壢驛下車。再由中壢驛轉乘自動車（巴士），平鎮、龍潭陂後，傍晚就可以回到關西庄。但步行的尺度就截然不同了，首日從宜蘭北上，經礁溪後，從淡蘭古道南路道路越嶺，夜宿臺北州文山郡的坪林尾。次日清晨順著新店溪畔下山，抵達新店街後，西南向轉往安坑，越過丘陵抵達海山郡的三峽街後住宿。第三天再順著大漢溪畔南下，進入新竹州的大溪街（大嵙崁）。爬上大溪河階，經龍潭陂，就回到了關西庄。對於農林學校的學生而言，沿途有宜蘭平原的水稻與防風竹林景觀，到了坪林見到雲霧繚繞山區的茶園，而新店溪山區樟腦砍伐後的次生林相復育以及沿岸木材水運流放作業，到三峽大漢溪則看到三井合名會社投資下的柑橘或茶產業。這一路不是高山峻嶺，反而是產業與人文景觀之旅。
步行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以自我為尺度，丈量這島嶼，賴和1912年的返鄉之旅，最為臺灣人所津津樂道。他說：「年暇由台北徒步回家途中計費五日，始由三角湧沿中央山脈至頭份乃折向中港遵海濱而行，山嵐海氣殊可追念」。他一路苦行，卻也止不住沉吟。經過大溪客庄，言語不通，感傷地表達了愧對祖先：
吾生長嵙崁，又入嵙崁鄉。前途尚遙遠，亂山冥夕陽。
徒步八十里，腳軟行踉蹌。空聞角板山，地勝饒風光。
思欲一探之，吾腳力已窮。即此問風俗，語苦不能通。
我本客屬人，鄉言更自忘。戚然傷懷抱，數典愧祖宗。
首日夜宿關西，次日傍晚走到北埔時，在這個歷經1895姜紹祖乙未抗日與1907蔡清琳北埔事件的悲傷小鎮，繁華不見，盡是可憐婦女，對著廢井殘墻，賴和不敢悲泣只能垂淚：
遠遠人家入眼中，客程已在北埔東。夕陽反照紅塗崁，疑是當年血濺紅。
錯落人烟幾百家，當年聽說尚繁華。而今廢井殘墻外，只有寒蘆猶著花。
警署前庭兀兀碑，居民見慣似忘悲。我來捫石讀題字，不敢哀唬只淚垂。
唱亂居然第一聲，憐他膽大又年輕。逃姬不是傾城色，豈為區區小不平。
婦女謙柔總可憐，能從虎口獲全生。非關民族懷偏見，鐵證分明在眼前。
捨棄火車的文明，雙腳親自觸碰土地，賴和在汗水與迷途中，自省、探索歷史、更觀察底層大眾的真實生活。這不僅是身體的返鄉，更是在「他者凝視」的殖民社會中，試圖奪回對島嶼土地的感官權力與解釋權，走出自己的主體意識。
尋找自我主體的幽微路徑中，賴和彰化同鄉前輩鹿港文人洪棄生（1866-1928）的遺民壯遊，展現了另一種蒼涼姿態。1895年乙未割台時，洪棄生已是思想成熟的清代秀才，他拒絕與殖民政府合作，堅持不剪辮子、不穿西式服裝，以「棄地遺民」自居。民國／大正11年（1922），57歲的洪棄生在次子洪炎秋陪同下，突破日本政府的限制，前往中國展開長達半年的「壯遊」，並書寫了十三卷、21萬餘字的《八州遊記》，而書名正取自經典《尚書．禹貢》中的「九州」。洪棄生用這場故國遊歷對抗異族統治的斷裂感，透過詩文與旅行，重新確認自己漢文化身分主體。
這種漢文化傳統下的文人，生命主體性的建立，可回溯至明朝末年的徐霞客（1587-1641）。他捨棄了傳統文人汲汲營營的科舉仕途，以三十餘年的生命孤獨徒步於名山大川。他的《徐霞客遊記》不僅有文學的美感，更有科學洞察力。所謂五嶽名山之外，他更深入雲貴荒僻之地，憑雙腳與感官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證。更往前900年的偶象則是柳宗元（773-819）在政治挫敗後被貶謫至永州，他在極度的憂憤與孤寂中，將視線轉向幽邃的山水。他在《永州八記》中精確地凝視自然，將小石潭、西山的奇特與個人不幸的身世融合，讓旅行從單純的位移昇華為心靈的避難所。而這種文人壯遊，等同於「自我探索」與「生命實踐」。而最終的精神導師則是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前145-前86）。二十歲那年，他繼承父志，為了建立宏大的歷史觀，展開了一場震古爍今的長途跋涉。他南遊江淮、探禹穴、訪九疑，足跡遍及當時漢帝國的疆域邊界。這場壯遊徹底改變了中國史學的傳統，他將原本僵硬的宮廷檔案轉化為帶有溫度與呼吸的歷史現場。司馬遷開創了「實地考察」的風氣，他不僅是在丈量地理，更是在建構一套完整的「天下觀」，將空間昇華為歷史。他所說「窮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成為後世兩千年文人壯遊最宏大的精神典範。
逆流而上的壯遊系譜，交纏著兩脈線索。從司馬遷、柳宗元到徐霞客對天下與自我探索挖掘；到郁永河、馬偕與後藤新平那種具備工具理性的「他者凝視」，最後成分不同地交纏在洪棄生與賴和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