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臺不是悲歌

初稿

羅烈師

2026/4/25 

2014年夏天，我去廣東梅州參加學術活動，回程要由香港飛回臺灣。我刻意搭巴士，順道去了一趟陸河縣的河田鎮，待了三天，找找看我祖先居住的地方。我的祖先約二百卅年前一家五口渡海來臺，我的祖父在我尚不識字時，就教會我來臺祖羅鵬申（1758-1837）以下，歷代父方祖先的名字；還讓我記住祖先住在「廣東省陸豐縣吉康都河田首甲許山下」，而我也依這線索，找到了許山下這個聚落。

許山下離汕頭港約140公里，到移民私渡口岸的柘林港，則接近200公里。差不多兩百年前，有位彭姓男子帶著一家九口就從柘林出海，移民到了臺灣新竹。隨後他們目睹了一齣悲傷的故事，而故事被寫在一首三百多句的七言長詩中，正因故事悲慘，就被命名為《渡臺悲歌》。故事的主人翁最終「病到臨頭斷點氣，出心之人草蓆捲；當日出門想千萬，不知送命過台灣。」這首長歌講出了移民臺灣的悲哀與悔恨，開頭即是苦勸「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結尾乾脆怒斥「叮嚀叔侄併親戚，切莫信人過台灣。每有子弟愛來者，打死連棍丟外邊」。

我們已無從得知故事的主人翁究竟姓啥名什，由於來自許山下的彭家留住了這個故事，辜且就叫他許牯，也就是客語「許山下的男子」的意思。故事的開始似乎就是一場騙局，鄉里有人以帶領鄉人來台為業，他們到處宣傳台灣賺錢跟舀水一樣容易，鼓吹人們移居台灣。單身的許牯相信了這樣的遠景，選定了日期，決定來台。

起初還算順利，先走到一日路程遠的鄰鎮河婆鎮，在橫江搭船沿河而下，即可到達潮州海岸；然後再換小船，經一晝夜後，到達柘林港的渡台口岸。來往海峽兩岸的大船要等待適合的風向才會出發，許牯聽說有人從冬天等到二三月，甚至連衣衫被帳子女都變賣了；也有人因為無法等待，只好放棄來台，一路乞討回鄉。許牯上了大船，暈船害人像生病一般，躺了三天兩夜，終於到了台灣。

上岸走到山嶺便知不妙，只見茅草屋兩三百間，每間都好像原鄉糞坑或乞丐寮一般。找到親戚住了三天，一伙同行的人便分頭找工作去了。最容易找到的工作就是「長年」，亦即僱主提供食宿的長期工人。許牯正當青壯，一年的薪水是十二圓，而他一路已花掉差不多六圓的旅費。雖然住在主人家，卻要自備棉被蚊帳及其他生活用品；工作了一年，購齊了這些生活所須及衣物，結算下來，還欠主人預支的薪水。 

在故鄉聽人講說台灣盛產米穀，在許牯的碗中卻只有番薯，難得看到幾粒米。能夠吃到花生油炒的青菜就算享福了，就連鹹魚也要等到過年；說到上街吃酒肉，恐怕要等到下輩子回唐山。每天凌晨起床工作，三人在碾米間舂出三斗米後，到了早餐的時間，番薯燒燙，想吃快些會燙死，慢慢去又會趕不上工作。天未亮就出門，一不小心踢傷腳趾，血流不止。肩上的竹擔竿粗又硬，感覺自己像是背了牛軛的耕牛。只知道耕田用腳踩踏，台灣挲草卻是雙足蹬地，兩手爬行。從早跪到晚，三天下來膝蓋都穿孔了。既像喪家哭迎親戚，又像烏龜爬上石灘。沾滿污泥的面目，連閻王見著也會忍不住發笑。台灣人真是辛苦，唐山的牛又是多麼清閒。台灣一年的收穫比得上唐山三年，那全是長工用頭顱在田裡擂出來的。

主人家總有幹不完的活，颱風雨雪或生病發燒也要工作，臥病在床還要扣掉日薪一百錢。好不容易得到主人同意，自行上山擔柴火到街上出售。百斤重擔壓得雙肩下垂，也只值一百錢，回來家中已近深夜，扣除三餐花費，所剩無幾。早知如此，就該留在唐山節儉地生活，何苦聽信客頭的花言巧語，到台灣受苦受難。

禮儀的蕩然無存，更讓許牯怒氣沖天。戲子與和尚被喚為「先生」，不管農人商人或乞丐居然互稱頭家。讀書人裝扮如轎夫，冬天用布包住頭耳，夏天則是手帕纏在腰間，光腳蓬頭就祭拜聖賢，跟原鄉相比，真是天差地別。新婚嫁娶的筵席中，賓客光腳短衫加上半長褲，陪客轎夫坐廳堂，反而上流客人坐在碾米間。菜餚上桌，人人搶食，猶如餓鬼，真是斯文掃地。 

最讓許牯看不慣的是女性竟然跟男性用同一個水桶沐浴，而這水桶又拿來擔水煮飯；甚至過年許天神福時，還用它製粄敬神。這樣的粄神明如果敢吃，那就沒有資格當神明了吧！他對台灣女性充滿負面印象，覺得台灣每個丈夫都是烏龜，就像祭祀用的烏龜粄那般。十個丈夫有九個不敢罵妻子，只能聽任妻子結交男性，甚至甜言好語地接待情夫到家中。台灣女子最眼尖，輕易看出男人有沒有錢財；只要有錢就交好，一旦床頭金盡，就成了路上陌生人。每到稻穀收割時，庄內的婦人便拿著竹籃與搗棍，打扮入時地來到曬穀場。她們像仙女下凡一樣，跟司阜與零工們調笑，逗得他們不知不覺地就把穀串丟到女人們的竹籃中了。

台灣什麼都貴，就是人命不值錢。有人為了一天兩倍的工資，冒險地進山抽藤。萬一碰到「生番」，一聲槍響，不僅喪命，連頭顱都保不住，成了無頭鬼魂。許牯悔恨當初不應誤信客頭，來到台灣，想要回鄉，卻連路費都沒有。他目睹旁人「疾病臨身就知死，愛請先生又無錢，睡在草中無人問，愛茶愛水鬼行前。病到臨頭斷點氣，出心之人草蓆捲，當日出門想千萬，不知送命過台灣。」似乎說的就是自己最終的處境，他年復一年地思念家中日漸衰老的雙親，萬一父母凍餓而死，就算賺到百萬也枉然。

是怎樣的處境，讓這個十九世紀初期許山下的男子，在北臺灣遭受這種悲苦呢？可是實際上，正是在這不久前的嘉慶三年（1798），我的祖先羅鵬申才舉家五口來臺，當時最小的兒子甚至才三歲。那又是什麼安全且充滿希望的前景，鼓勵了我的祖先舉家移民呢？羅鵬申只是個平凡的私塾老師，娶了彭姓人家的長女為妻。鵬申的弟弟留下一紙〈帶路請約書〉，成了後世理解清代移民臺灣故事的重要線索。切結書這樣寫著： 

立請約人彭瑞瀾，今因合家男婦老幼共九人要往臺灣，路途不屬，前來請到親羅亞亮親帶至臺灣。當日三面言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舖插花在內，共花邊銀參拾壹員正，其銀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並答小船盤費係瀾自己之事。此係二家甘願不得加減，口恐無憑，立請約付照。批明，九人內幼子三人。見請代筆兄瑞清。嘉慶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立。 

弟弟的名字叫羅亞亮（1762-1805），也就是羅阿亮，我家族譜上則寫著「鵬明公字亞亮」，正是合約中的帶路人，他的工作就是把人從廣東帶來臺灣，也就是所謂「客頭」。簽約人彭瑞瀾（1763-18??）是家中老五，大姊嫁給了羅鵬申，因此約中稱呼「『親』羅亞亮」，而代筆的彭瑞清則是彭家長子，全家七兄弟中，共有四人移居海外。1805年農曆年後不久，42歲的彭瑞瀾帶著七個兒子，老大已19歲，三個幼子則只有八到五歲，全家九人移民來台。

彭瑞瀾全家花了31圓花邊銀，這是西班牙人鑄造的銀幣，藉由國際貿易流入中國，也成了南方中國流通的貨幣。1圓等於中國0.875銀兩，也就是875錢。如許牯的經驗，當時臺灣成年男子一天的工資是一百錢，換句話說，彭瑞瀾一家來台交給羅亞亮代辦的交通及相關雜費，幾乎是一個人一整年的工資，不是小數目。更何況一路上的住宿飲食，再加上如果到台灣需要轉搭小船，也都由彭瑞瀾一家自理。

跟單身漢的移民經驗不同，許牯可能在客頭花言巧語的遊說下，憧憬、衝動、幻滅而終底於受難；但彭瑞瀾是舉家移民，找了經驗豐富的姻叔（姊夫的弟弟）而且簽定正式的契約。尤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契約末段寫下「此係二家甘願不得加減，口恐無憑，立請約付照。」所謂「二『家』甘願」意謂著這紙契約不僅是羅亞亮與彭瑞瀾兩人簽定，契約精神上也等同是羅彭雙方家族的共同承諾。我的祖先羅鵬申在彭瑞瀾簽定本契約之前六年來台，相信也是由弟弟羅亞亮帶路前來。在如此綿密的親屬網絡，加上正式的契約，我想對於彭瑞瀾而言，渡台移民應該思慮周詳且胸有成竹。

此時的台灣仍屬於福建省管轄，對於廣東人而言，移民台灣是所謂「隔省流寓」，也就是流落到外省居住，在當時的土地開發相關法律中，沒有資格成為土地所有者。那麼羅鵬申或彭瑞瀾等家庭的移民信心從那裡來的呢？下一個故事不得不從此時向歷史彼端，再回溯一百年到十八世紀初期的南臺灣。那裡溫暖的土地所蘊育出雙冬稻作，讓即使身為福建人地主的廣東佃戶，足以站穩腳跟，更招徠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