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庄基督

羅烈師

我的家鄉在臺灣新竹縣湖口鄉，那條清代留下來的老街上，座落著一座莊嚴的天主堂。對於在那裡長大的我來說，基督信仰的最初經驗並非來自深奧的教義，而是幼兒園裡那股淡淡的奶香味。那是1968年的往事，我穿著繡有紅色「仁愛幼稚園」字樣的藍色圍兜兜，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點心時間。在喝牛奶、吃餅乾之前，我們這群客家小孩總要跟著修女大聲唸誦：「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並在胸前畫一個十字。

在那個幼兒園尚未普及的年代，上天主堂幼兒園有時會被鄰居嘲笑是在「信麵粉教」，因為早期的教會確實提供了物資援助。但我對天主堂的印象更多是那裡完善的遊樂設施，溜滑梯、擺盪椅和旋轉馬是我們童年的最愛，國中時我們甚至還在教堂的籃球場舉辦過老街籃球賽。

後來我成為了從事人類學與客家研究的「非教徒」，但那座天主堂始終是我窺看基督信仰奧祕的窗口。它不僅是我受啟蒙的地方，更與我的家族記憶緊密相連——我的母親就是在小鎮天主教仁慈醫院的病榻上度過最後的時光。透過這扇窗，我看到了西方信仰如何跨越重洋，試圖敲開客家庄那扇號稱「福音硬土」的大門。

老街上的天主堂是耶穌會教士興建的。耶穌會自1534年由依納爵．羅耀拉成立以來，會士們就以「身為神父的知識份子」形象著稱。他們不僅有神學背景，通常還具備另一項專業學位。利瑪竇在1601年進入北京，就是靠著這種博學的知識份子身份，打開了中國傳教的大門。這傳統在1951年轉向了台灣，當時因政局改變，大量耶穌會士隨國民政府轉進，並以新竹與台北作為福傳的起點。新竹區的開教元勳是美國籍的費濟時主教，他採取了一種類似「陣地戰」的區域分工策略。費主教將原屬中國不同教區的耶穌會士，依照其國籍或原本所屬的修會，分配到新竹縣市的各個鄉鎮。

這是一場極其壯觀的國際化實驗：新竹市區由美國與奧地利神父負責；湖口與新豐分給了義大利籍神父；新埔與竹北由西班牙神父經營；關西交給了加拿大神父；芎林、橫山與尖石則由法國神父深入山區。在1958到1965年間，這群會士在新竹縣境內總共建築了13座教堂。

以湖口為例，1953年義大利籍神父方志遠和勞民望率先來到火車站附近，在屋頂豎起十字架。隨後，滿思謙神父更是捐出了父母的家族財產，將原本荒廢的湖口驛站改建為宏偉的「老湖口聖母皇后堂」。神父們不僅傳教，更透過「仁慈診所」和幼兒園深入社區。勞民望神父研發的燒燙傷藥膏「火熝藥」，在老湖口人的記憶中非常有效，他甚至會因為「勞」與客家姓氏「羅」同音，親切地跟村民開玩笑說「我也姓Lo」。這種知識份子的奉獻精神與理想主義，讓教堂成了客家庄地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天主教耶穌會從中國到臺灣新竹的故事並非唯一，基督教會在臺灣客家庄的發展也一樣曲折。「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的母會由北美路德信友教會自1900年成立，開始向中國人傳福音。與天主教耶穌會相同的境遇，信義會在共產革命後，也被迫離開中國。1951年聶和慈牧師來台，隨後如羅威信牧師等宣教士，為了瞭解客家文化，特地居住在湖口、楊梅等客庄學習客語，成功建立使用客語宣教的「福恩堂」。我曾在校園遇見一位金髮碧眼的「陳義聖」牧師，他開口就是字正腔圓的海陸腔客家話，甚至因為老師隨意取姓而成了「厓姓陳」（我姓陳）的趣味典故。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1891年在中國湖北設立教區，1952年聶國華牧師夫婦來臺，在臺北開始傳教。而在苗栗西湖，我也看到「行道會平安堂」的案例。戴彼得牧師在1988年來到這座廟宇密度全台最高的鄉鎮，在「店仔街」廟旁豎起十字架。他把自己看作是主人的「牧羊犬」，看守著西湖這片大牧場。面對強大的傳統信仰階序，他透過義診、課後輔導和弱勢關懷，逐漸讓西湖人認識這位見識廣博、樂於助人的牧師。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的母會於1885年在瑞典創立，並於1890年差派宣教士到中國山西建立教會。1953年，瑞典籍宣教士克含芳教士與愛華珍教士來台，秉持著「哪裡沒有教會，就到哪裡傳福音」的拓荒精神，選擇了當時被視為福音荒涼處的客家內山地區，沿著內灣線支線與公路設點，如竹東、關西、北埔等。這些瑞典宣教士努力學習客家話，融入農村生活，使得聖潔會成為「含客率」極高的教會系統。

早期客家庄的基督徒比例極低，大約僅在0.5%至1%之間，這與客家人強烈的祭祖觀念與宗族凝聚力有很大關係。客家庄常被教會界稱為「福音硬土」。這塊「硬」，源自於對土地的執著、對宗族的守護，以及對「背祖」之名的深深恐懼。在西湖，若有人信耶穌，長輩常會痛心疾首地說：「你以後死掉沒人拜，會餓死」。

相對於這些二戰後才來臺灣的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早在1871年，馬雅各醫生的宣教團隊就進入了屏東六堆客家庄，建立了內埔教會；北部的馬偕牧師也在1882年開拓了苗栗大湖教會。早期長老教會多由閩南語傳道人牧養，後來成立專屬的「客家宣教委員會」，又至1978年與信義會、聖潔會、浸信會等組成跨教會系統的「客家福音協會」，推動「敬祖」替代「祭祖」，耗時26年完成《客語聖經》的翻譯，還積極投入客家事工與客家流行音樂的創作，努力翻耕客家福音的硬土。這些努力讓基督信仰逐漸從「外國人的宗教」，轉型為「客家人自己的教會」。

宣教士們這種不遺餘力、金錢與時間深耕客庄的態度，對我這個非教徒而言，不敢輕言感同身受；不過站在老街天主堂前，四百年前的利瑪竇實在太遙遠了，但從湖口聖母升天堂設計與監造的Schiatti工程師弟兄、慨捐父母遺產的滿思謙以及與我兄弟般的汪文麟等人，我感受到了耶穌會教士的奉獻與理想主義的知識份子情調。對我而言，這就是耶穌會最迷人的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