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兒原鄉人

羅烈師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1959年鍾理和在自己的小說《原鄉人》，寫下這句震撼文壇的名言。同年吳濁流日文原著《アジアの孤児》（亞細亞的孤兒）也在臺灣出版了中文版。近70年來，臺灣人究竟是中國大陸的原鄉人？或者註定永遠是亞細亞的孤兒？始終糾纏不清。

鍾理和（1915-1960），自傳型小說《原鄉人》反思臺灣人的認同處境。鍾理和出生於阿緱廳大樹腳（今屏東縣高樹鄉），後遷居高雄美濃。人們熟悉的鍾理和為了反抗傳統的「同姓之戀」，帶著帶著鍾台妹遠走他鄉。戰後返回臺灣，又飽受困頓與疾病的考驗，卻能至死不渝的寫作，最後在修訂中篇小說《雨》時，因肺結核復發大量咯血，血濺稿紙，抱憾辭世，被稱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鍾理和1938年獨自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先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技藝，兩年後，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當年七月第三度返台，偕鍾台妹到瀋陽共同生活。滿州國是流浪者、冒險者尋找機會的天地，鍾理和這段生活經驗複雜、艱難而變化劇烈，這期間所寫的〈泰東旅館〉與〈門〉作品，辭藻豐腴，充滿感情，寫下了在滿州的苦悶和失望。1941年鍾理和一家離開奉天，旅居北京首尾六年，期間也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地，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閱讀、寫作，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體驗。1945年他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在戰亂與貧窮交逼的現實下，傳統北京庭院中的石榴樹半死不活，魚缸積滿灰塵，反而是被丟在牆角、帶有毒性卻極其耐活的夾竹桃取代了主角地位。《夾竹桃》戳破歷史古城幻影、直視國民性缺點的銳利之作，字裡行間充滿了「五四運動」與魯迅式的啟蒙與批判色彩，強烈地展現了鍾理和的人格與作家風格。

戰後，鍾理和於1946年返臺，並於1959年發表《原鄉人》。這本小說是他個人生命歷程的投射，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掙扎。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展開，講述主角自幼在日治時期台灣長大，受到父兄啟蒙，對海峽彼岸的「原鄉」抱持著一種文化上的無限憧憬與血緣神話。小說中貫穿全書且震驚文壇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深刻地道出了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尋根、渴望與祖先土地連結的激越情感。小說中的二哥，深愛祖國，放棄日本的學業，潛回大陸，投入抗日敵後工作，其實就是以鍾理和異母弟鍾浩東（1915-1950）加入丘念台廣東之東區工作隊的真實事蹟為原型。然而，小說沒寫的是現實的鍾浩東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社會主義理想，於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時，加入共產黨，遭祖國槍決身亡，得年35而已。

吳濁流（1900-1976）出生於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幼年由祖父送往漢學私塾就學，11歲時進入公學校。大正五年（1916）自新埔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公費制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前身），畢業後返鄉，在故鄉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教場任教。此時社會正瀰漫因一戰而引起的民族自決思潮，自由與民族主義等思想席捲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在閱讀《臺灣青年》時產生極大共鳴，並在參加新竹州教育科舉辦的教育論文比賽時，發表〈論學校教育與自治〉。此文遭日本政府認為文辭過激，使其受警察監視、並數度被調職苗栗西湖公學校。40歲時任教原客交界處之關西馬武督公學校，因不滿日籍的郡視學（督學）對臺灣籍教員的公然欺侮，憤而離開深耕20年的教育界，隔年便遠赴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南京，擔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然而戰爭期間，臺人在中國反而經常被視為是日本派去的間諜，處境尷尬。吳濁流在中國待一年多後決定返臺，就在戰爭的陰影下，撰寫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這一自傳型小說，探討主角胡太明在臺灣、日本與中國身份之間的認同困境：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但什麼是臺灣人呢？於是成了亞細亞洲的孤兒。這是臺灣文學史上，首部探索臺灣人歷史命運與認同的小說。

《亞細亞孤兒》故事中的主角最終以發瘋收場，而吳濁流這一認同處境的悲憤，更讓他在另一本自傳小說《臺灣連翹》中，除了描述日治時期的成長與反抗以及祖國體驗與二戰陰影，更在最後幾章中國政府接收臺灣與隨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中，以長山仔、半山與臺灣人這一人群分類概念，反映了歷經清代、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下臺灣人身份認同的艱難。小說中嚴厲指摘政府官員與半山的言行，他更描述部分半山在二二八事件前後與政府合作，支持官方的「臺人奴化論」觀點，亦即臺灣人已被殖民者奴化，沒有國家觀念，甚至提供相關人員名單，協助迫害臺灣人。

吳濁流並非僅僅以小說抒發胸譩悲憤而已，他一心欲推動臺灣本土文藝，獨資創辦《臺灣文藝》雜誌社，發行期間前後歷經約40年，又創設「臺灣文學獎」及「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積極鼓勵後世人才持續創作。吳濁流始終關懷臺灣所處境地，並提筆為臺灣歷史留下見證。此番不畏當權仍奮力於夾縫點燃星火的「硬頸」精神，使他被後世譽為「鐵血詩人」。

鍾理和在《原鄉人》裡的言語，不僅對照著吳濁流的控訴，顯得格外刺耳；就算是與他自己的〈東泰旅館〉與《夾竹桃》並排，也同樣突兀。我想，評論者永遠不要低估生活現實與政治壓力的殘酷，即如吳濁流《臺灣連翹》何嘗不是託討給鍾肇政，死後十年才出版？對貧病交加依賴妻子打工及自身微薄稿費渡日的作家而言，如何能抵抗執政者的文化風向？多少年後的此刻，《原鄉人》與《貧賤夫妻》與《笠山農場》等作品，已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那關於身份認同的困境，則被解讀為最終已沉澱為對台灣這塊「腳踏土地」的真實擁抱。而連翹，也就是金露花，隨處可見的灌木圍籬，任人剪了又生，生了又剪，馴服卻又頑強。吳濁流以此隱喻台灣人民歷經清朝、日本到戰後國民政府等不同政權的更迭與壓迫下，依然展現出堅韌、不屈的草根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