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臺北客家人[1]

羅烈師

陽明交大客院

成為臺北客家人是個持續行動與反思的歷程；沒有行動不足以聯結相同身份的人；只有反思，才會形成認同。然而，臺北居向來大不易，成為臺北人不是一張船票、車票或機票而已。

圖一一二　20世紀初淡水河岸

圖片來源：網路照片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31963

不同時代的移民，面對不同面貌的臺北。建省築城（1884年）是臺北歷史重大轉折，此後百年初緩後急地成為工商政治人文薈萃的國際都會，此前兩百年則從農落聚環繞河港商業中心的街庄，慢慢航向亞洲與世界。而人們熟悉的院轄市臺北市從1967年開始，隔年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與景美六鄉鎮也併入，成為此刻臺北市的城市規模。當時人口約160萬，到1974年人口起過兩百萬，1990年則到達270萬的人口最高峰。廿餘年間，人口增加了110萬，就是移民人口增加的結果。城市的擴大，人口增加最多的是郊區，舊市區不增反減。

三市街

「三市街」是了解這一城市擴大趨勢的基礎，所謂三市街指的是萬華、大稻埕與介於其間的臺北城內，亦即現今萬華區、大同區的延平與建成分區、以及中正區內的城中分區，也就是淡水河右岸的老臺北。城市擴大的過程中，鄰近舊城區的古亭與大安，以及更郊區的松山與南港等，便成為移民落腳處，客家正在這個行列之中；而這些行政區也成了臺北市客家人口較聚集的地方。

圖一一三　1931年臺北城東門一帶鳥瞰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2]

古亭與大安一帶，1920年代先後有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國北教大）、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師大）與臺北帝國大學（臺大）創設，使得這一帶成為文教區，日式教職員宿舍建築與周邊文教服務事業，提供了外來移民尋得教育、文化或公務方面的工作。這樣的趨勢因為戰爭而略有波折，青年學徒或學生戰後仍回到古亭大安這一帶工作或創業，成了20世紀第一代的臺北客家移民。這一頁故事本書稱之為「古亭模式」，箇中最令人驚艷者莫過於絢麗多彩的跨國經驗，高等教育打開了客庄青年的視野，也讓他們有機會到東北亞或東南亞求學與工作。他們的都市生活經驗，乃至成家立業，豐富了傳統農業型態的客庄生活。此外，由於古亭鄰近萬華，起初房價房租相對低廉，又便於工作，也吸引了勞動階級在此暫時居住。

圖一一四　1904年西門街（今衡陽路）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3]

直轄市

更大量的客庄移民故事則始於1970年代，此時臺灣經濟開始高度成長，成長後的戰後嬰兒潮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20年間，臺灣從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的社會，轉型工商業社會。臺北市的人口也由升格為直轄市時（1968）的160萬，增加到1990年的270萬人口。此時最有名的客家移民故事莫過於通化街，本書因此稱之為「通化模式」，亦即城市內二度遷徙與客庄新近移入者，大量聚居於此。部份通化街客家居民原本更早期就居住於古亭一帶，1950年代羅斯福路拆遷拓寬時，由於位於郊區的通化街地價房價相對低廉，於是遷居於此。這些客家居民經營五金、建材、電器、眼鏡或餐飲等民生事業；其中較為特殊的則是大部份的中藥相關業者，都有客家背景。這些居民與客庄親友仍密切聯絡，於是在就學、依親、謀職或借住等原因下，使通化街擁有較為密集的客家人群。相同的故事也發生在都市其他角落，或者隔新店溪與古亭相望的中永和。

1970年代開始湧入臺北市的客家人潮中，還有一群與公共服務事業，特別是鐵路相關的移民，本書稱為為「松山模式」。由於臺灣鐵路之發展始於北臺灣，桃竹苗客家人大量參與鐵路之建築，隨後也成為員工，因此臺鐵有有相對比率較高之客家職工。由於工作需求，於是開始居住員工宿舍，並往火車站周邊延伸。松山車站鄰近永春市場及五分埔成衣批發商圈，起初土地貧瘠而偏僻，客家男性員工與從事裁縫或雜貨工作的妻子在此建立了家庭。這些城市據點成為桃竹苗客家移居城市的橋頭堡，後續再移往城市其他新居；而這樣的故事從新北板橋到汐止的沿線車站，都曾上演。

這幾頁面貌豐富的客家移民故事，包含追求知識的態度、從事公共服務事業、落腳城市邊緣謀生、更善用原鄉與血緣網路，成為了臺北客家的生存競爭力。定居臺北後，原鄉傳統信仰文化成為聯結彼此的方法，無論古亭、大安、通化或松山，都看見客家市民組成客家社團，或者共同參與伯公（土地公）建築、組織與儀式，從而成為客家社群。更大規模的信仰習俗則是一如原鄉地護持著媽祖，共同前往北港進香；以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義民祭嘉年華，把臺灣客家信仰最重要的新埔枋寮義民爺請到城市奉祀。

當新時代的族群氛圍讓許多原本隱形的客家人得以藉由參與社會運動或文化活動而現身時，古亭大安所屬城南，也理所當然成為客家熱區，寶島客家電臺即在此誕生。而位於新店溪畔與汀州路邊的「臺北市客家主題公園」於2011年正式啟用時，本區正式成為臺北市客家治理的核心。

臺北老客

然而，這不是臺北客家故事的全貌，清末與日治以來超過百年，從島內客庄到城市的再移民，可以稱為「新客」；相對於此，則是「老客」，亦即清代即自華南渡海來臺而世居於臺北的客家人。但是老客算客家人嗎？這是大哉問。就像本書所提醒之「成為臺北客家人」，老客是具有客家淵源的老臺北人，但是會不會成為客家人則全賴是否被當代客家故事所牽動，而產生客家認同。這其中以公館廖姓最為著名，幾位當代族人透過族譜知識與參與公館周邊在地文史活動，大聲宣告其客家認同。至於基隆河北岸內湖、士林與北投之何、陳、游、黃、郭、許、謝、謝與魏姓等，經學者研究，其客家淵源可謂斑斑可考。這些早期移入的人群，部份來自廣東大埔或饒平等客家縣份，更多來自福建漳州或汀州客家地區，然而此刻這些人群後裔的客家認同十分隱微，甚至完全不存在。如果說「客家在移墾時代的臺北市已經出現在漢人行列中，只是福佬化成為閩南人罷了，因此臺北客家史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樣樂觀積極的客家主張所界定的客家，實際上「有客家淵源而世居臺北的市民」，只是臺北的族群土壤只到晚近才讓移民開出客家的花朵。

最後，義民嘉年華人群不斷匯入的遊行隊伍，可能就是臺北客家史最好的隱喻。當代發起的遊行不斷引動來自臺灣各地客庄的移民，前來同行。臺北是市民安身立命、實踐理想與追求自我夢想的天地，然而這個乍悲還喜的歷程，始終需要結伴同行，無論是家人、親友或族群。

[3]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1904年西門街（今衡陽路），網址https://tm.ncl.edu.tw/，取用日期20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