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導論

羅烈師

陽交客院

目前無視北京當局的統治，呈現出半獨立狀態的廣東省及華南經濟圈。廣東省由省長葉選平為首的客家人所掌控，透過近距離觀察這個省份的實際情況，探索今後的中國，乃至於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及經濟走向。

高木桂藏 1991

一、前言

高木桂藏《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出版於1991年，此時天安門事件（1989）結束未久，被戲稱為「蘇東波」的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浪潮仍然喧天翻湧，兩德統一，蘇聯與南斯拉夫瓦解；正是在這一氛圍下，高木以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政經變遷為視野，觀察客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時，臺灣還我母語大遊行（1988）也過去未久，而客家研究仍方興未艾，關於客家的理解仍然籠罩在「中原南遷」的傳統觀念中。

高木桂藏（1941-），1966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年輕時從事新聞工作，同時也曾在香港及臺灣的專科大學任教，而較長的學術生涯則在靜岡大學渡過（1987-）。記者及新聞主編的背景，使得高木有一枝快筆，且善於說故事，《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即可看成是這類吸引人的著作。本導論包含兩大主軸，其一為簡述本書內容，其二為解讀本書的三個觀點，即文化特殊論、歷史進程以及窺看中國與日本。整體而言，筆者認為習慣中原客家南遷論述的讀者會對本書頗有共鳴，但熟悉客家與族群理論的讀者則會認為本書觀點已然陳舊，那麼我們如何理解本書呢？

二、內容大要

本書序章開宗名義地指出「客家，這個不太為日本人所知的民族，驅動整個中國運作。」高木桂藏知道這樣的言論難免會讓人有誇大之感，隨即指出當時（199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與新加坡三大華人國度的掌權者（鄧小平、李登輝與吳作棟），皆為客家人；並且認為這意謂著數百年前被逐出中原的客家人，如今又重新回到中國社會的中心。因此，瞭解客家的動態，不僅能知悉中國的歷史，還能夠窺探華人社會的未來。

本書共五章，從鄧小平領導人說起，為第一章；全書以廣東省長葉選平為結語，為第五章；而其間則分別介紹了客家歷史、文化、社會，亦即第二、三、四章。這種將客家知識安置在當代中國重大歷史變遷中的設計，看得出高木是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作者。

首章透過追溯鄧小平家庭身世及政治生涯，說明客家人的大家族主義包覆住整個中國，數百年前被趕出中原的客家人，靠鄧小平成為了北京中央的主人公。客家人山居的習性、通行廣泛的客家話、以及不背叛夥伴的民族習性等，使得客家人適合革命戰鬥，僅佔全國人口4%的少數民族，卻發揮了數十倍作用，因此「不知客家，無法言中國」。

接著高木桂藏介紹客家人兩千多年前從中原南下，歷經太平天國、印尼的蘭芳共和國，一直到新加坡建國為止的歷史。高木以猶太人相比於客家人：

猶太人被羅馬帝國流放到迦南，背負著亡國悲哀，持續流浪了2,000年。不過，猶太人卻一直守護著猶太文化、希伯來語與猶太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終於建立了以色列。客家人也一樣，在後漢末年被逐出北方的故鄉後，便持續守護著自己的文化及語言，一面夢想著回歸中原之地。有趣的是，就在以色列建國的前後幾年，以客家人為主的華僑建立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東洋的以色列」自此誕生。

其次，高木先敘述客家人的精神文化、風俗及語言等，突顯客家的競爭力；再列舉金融與政治等實例，說明客家幫用遍佈全世界的血緣網絡，維持著客家的強大。

最後，作者以當時由省長葉選平為首的客家人所掌控的廣東省為結論，廣東省及華南經濟圈無視北京當局的統治，呈現出半獨立狀態的。並且預言華南經濟圈未來將香港、台灣、新加坡吸入其中，極有可能最後會反過來將整個中國北方包覆進來。

三、如何理解這一作品

（一）客家文化特殊論

從日本客家研究長期趨勢看待本書，1990 年代可以說是日本客家研究的轉型時期，一方面有以高木桂藏等新聞工作者出身的學者為首，用「東洋的猶太人」的稱號來稱呼客家人，描述客家所具有的「獨特」的漢族意象；另一方面，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則進行著解構這種客家特殊論而深化族群建構的研究；因此可以說是從客家文化特殊論到後現代主義客家文化論的轉變（河合洋尚與飯島典子 2013:136）。1991年，高木桂藏的著作《客家：中國內部的「異邦人」》出版後，成為銷售 20 萬本的暢銷書。瀨川昌久將以高木此一論點稱為客家文化論的「特殊論」，並於1993年出版的《客家：華南漢族的族群性及其邊界》解構此一說法（瀨川昌久 1993）。其主要論點即直指客家文化內部的一致性及對外的特殊性都有問題，例如即使同樣被稱為客家話的各地「次方言」可能難以溝通；而二次葬、風水及媽祖信仰等習俗也不是客家所特有。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日學者透過「族群」的概念，開始認為客家的認同和文化是現代建構的產物（河合洋尚與飯島典子 2013:145-151）。

此一評論大致上就是本質論與建構論兩種不同立場的族群理論，高木之類的本質論者所舉客家文化特質，不是客家內部之個別差異頗大，就是反而與非客家族群有共同或相似性。簡言之，客家文化並不那麼特殊，甚至客家族群之存在也因其邊界之彈性與模糊而讓人懷疑。

（二）歷史進程

如河合洋尚與飯島典子的評論，客家特殊性作為一民族性之討論已經被太多研究證實客家內部之變異性甚至於大於其與他族群之共同性。依此理路思索，客家（也就是全球各地之客家）是否能視為一界限明確且具一體性的族群是大成問題的；鄧小平、李光耀、李登輝等個別領袖的客家身份難以界定，而且即使這些領袖是客家人，其客家身份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也難定論。簡言之，高木桂藏所視為自明的「客家」族群（或者民族），不是早已被學界所推翻，就是無法證實。

尚有進者，高木本書於1991年出版時，正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下，後鄧小平時代的開始，高木敏感而大膽地預測當時南北政局趨勢及其研究之意義：

目前無視北京當局的統治，呈現出半獨立狀態的廣東省及華南經濟圈。廣東省由省長葉選平為首的客家人所掌控，透過近距離觀察這個省份的實際情況，探索今後的中國，乃至於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及經濟走向。

鄧小平掌權（1978-1989）之後的中國改革開放走勢，確實經歷了極大的變化，經過後鄧小平時代（1989-1992）、江李朱體制（1992-2002）、胡溫體制（2002-2012）到習李體制（2012-），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而南方門戶之香港發生「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反送中運動）（2019/3-），雖然香港民主運動的動力引人注目，然而兩年後，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以2895贊成票，0反對票，1票棄權，表決通過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從中國歷史事後的發展看來，高木桂藏顯然低估了中國內部的一統力量，也同時高估了南方的區域獨立力量。

（三）窺看：中國與日本

既然如此，無論從族群理論或歷史進程觀察，高木桂藏本書的立論是難以成立的；然而筆者認為，如果想用近40年來日本與臺灣客家研究的成果看待高木這本著作，或許是畫錯重點了；重點不是高木論點之正確與否，反而應該正視的是他所反映的客家圖像，以及作為一部相當暢銷的著作，對讀者所處社會顯示了何種意義。

以特殊論稱呼高木桂藏對客家的理解並無不妥，從學術研究的立場，這只是「假設觀點」罷了，如果這個前提錯了，那麼此後高木所做的所有解釋與推論，就不必多談了。不過筆者以為，趣味正在此處。高木不僅視客家為一文化獨特界限分明的民族，更語出驚人地指出客家驅動著晚近中國的發展。前者在學術上的過時乃至謬誤，前引研究者已論列；那麼應該如何詮釋後者呢？筆者以為對中日讀者而言，各有不同的心情。

客家從中原南遷而分布世界各地已經是華人常識；對於客家而言，這種以身為源遠流長之華人行列為榮的認同，起源於華南19世紀以來的認同焦慮，經粵東知識份子論述且由羅香林在1930年代集其大成；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這種焦慮雖有些許差異，但本質不變，也因此大都接受了中原南遷理論，甚至進一步內化為常識；同時，實際上這也是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一環。至於相對於客家的非客家族群，在閩粵贛皆有其省籍認同，因此沒有客家式的認同焦慮，在共同的國族認同架構下，也未必否定客家是北方漢族南來這一觀念，只是這也沒有改變客家在各地域社會仍居少數的態勢。高木桂藏所言「客家雖是少數，但是卻驅動著整個中國」，這一說法符合少數族群認同的補償心理。特別是對紅色中國而言，清末太平天國最壯闊的農民起義由客家發動，閩粵贛邊區也是中國共產黨初期發展的沃土，客家的重要性也似乎無須否認。

然而，即便如此，這種中國客家式的心情自然不會是日本讀者的心情，那麼如何解釋它在日本所受到的歡迎呢？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對中國的窺看，同時也是透過中國而窺看日本自身。

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日本因侵華戰爭和台灣與滿洲的殖民統治需求，對中國之政治、經濟、外交、法制、文學、文化、種族等，進行理論、資料分析、田野調查和文獻蒐集等研究工作；21世紀中國大陸政經崛起，全球掀起「中國熱」，日本的中國研究也隨之興盛，大學甚至出現了「現代中國研究科」等專門科系。而在這風潮中，提出「中國不信」論、「中國威脅」論的學者和輿論也不在少數（周兆良 2007:100）。尚有進者，這種對中國的窺看實際上是深沉的日本反思自身的某種反映。日本從福澤諭吉《脫亞論》與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的時代開始，一百多年來，有關中國的論述一直是艱難的話題，正如濱下武志和川勝平太等學者所言，日本近代史和脫亞的過程一直是圍繞著從中國的支配下獨立出來的方向進行的。當日本確立了自己近代國民國家性格的時候，伴隨著日本在近代以來對中國一次次侵略的過程，日本的自我認同始終是圍繞它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深化的（孫歌2001:76-77）。而這也就是類似如竹內好等學者在二戰前後，完成《魯迅》等中國文學與思想著作，以及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等作品的思想史深遠脈絡。

這種對中國的窺看角度中，中國分裂論可能與高木桂藏的思路相關。本論點由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嶋嶺雄與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所提出；而稍早李登輝於所著《台灣的主張》一書，也相信中國可能會分裂為西藏、新疆、內蒙、滿洲、華北、華南、臺灣七個部分（李登輝 2000）。高木判斷華南可能會走向對抗北方乃至分裂，應該有對19世紀晚期以來南方中國史趨勢的理解，但同時也可以視為是中國分裂論的深遠背景。

四、結語

高木桂藏本書的特色在於視客家為實體且有人們所不察的影響力，客家驅動著整個中國的現代史，不知客家，就無法了解中國。然而，如果就嚴謹的學術立場而言，本書所代表的客家文化特殊論相較於日本20世紀30、40年代的研究水準是倒退的（河合洋尚與飯島典子 2013：137），學界大致上的共識是，客家文化的內在差異性顯著，且與其他漢民族之有高度的共通性，這當然構成了本書不能忽略的弱點；同時，作者對中國歷史的大膽預測，也不符合後來實際局勢的發展。然而，本文認為高木本書可觀的銷售成績，意謂著他反映了一般常識性的客家觀點；對於日本讀者而言，它滿足了對中國的某種窺看；對於臺灣等地的華文讀者而言，中原貴族南遷的論述也不難找到深信不疑的共嗚者。

簡言之，我們在案間觀覽著高木桂藏舖排有力這個客家故事時，對於他所呈現的客家面貌或許不必太執著，反倒是對於執筆的日本學者背後，那深遠的中日文化關係糾葛應該仔細玩味。

參考書目

李登輝，1999，《台灣的主張》。臺北：遠流。

李登輝，2000，《亞洲的智略》。臺北：遠流。

周兆良，2007，〈日本高等教育對中國的教學議程初探〉。刊於《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頁99-114。

河合洋尚、飯島典子，2013，〈日本客家研究的軌跡：從日本時代的臺灣調查到後現代主義視角〉。刊於《全球客家研究》，第1期，頁123-162。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

溝口雄三，2011，《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

瀨川昌久，2013，《客家：華南漢族的族群性及其邊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