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下午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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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多元族群與客家
羅烈師
2007年冬初未寒，筆者在台大社科院國際會議廳聆聽客家先進們講述1987以來的客家風雲。會場氣氛除了援疑質理的學術討論外，不見白頭宮女說玄宗，反而是字裡風濤，金鐵交鳴，著實令人吃驚。
本書收錄了十六篇論文，依其主要論述內容，區分成三篇，分別為發展與趨勢篇、實踐與影響篇以及回顧與前瞻篇。這十六篇論文或者以第一手見聞忠實地記錄了二十年來，客家運動的艱難與折衝；或者依據史實，將運動分成不同階段，討論運動本身的轉變過程；或者評估運動對台灣之地方社會、信仰、認同與客家意象的影響；或者拉長並擴大視野，為客家前景借箸代籌。
藉由本書，讀者可以對客家運動之內涵、發展、影響及未來獲致一幅相當完整的圖像，而這一圖像正是在客家視角下，台灣多元族群運動的重要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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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書影 |
發展與趨勢
多位研究者反思1987年以來客家運動的歷史，提出不同的分期。1994年邱榮舉應寫作〈論台灣客家文化運動〉一文，因此以1988及當年(1994)為兩個分界，將客家運動區分成萌芽（1981-1988）、成長（1988-1994）與成熟（1994-2000）三階段；但2004年邱榮舉重新思考客家運動之分界，淡化了1994的重要性，改以1987、2000及當年（2004）為分界點，將客家運動區分成民間發起抗爭（1987-2000）、官方主導（2000-2004）及官民共同發展（2004-）（參見表一）。邱榮舉的分類隨論文寫作之時間而顯得頗有彈性，後者顯然是邱榮舉的最新主張，這一主張的基本分界基準是官民關係，主要的分界點是客家風雲雜誌成立與民進黨總統大選獲勝而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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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諸家台灣客家運動分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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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榮舉、
謝欣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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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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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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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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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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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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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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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榮舉、
謝欣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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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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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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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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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發起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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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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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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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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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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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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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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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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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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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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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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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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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
黃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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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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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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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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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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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政策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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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體制與媒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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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依本書相關作者論文歸納製表。
楊國鑫以1987、1996及2007為分界點，分成思想萌芽期（1980-1987）、總統民選前（1988-1996）、總統民選後（1996-2007）以及未來（2007-）四個時期。楊國鑫的分期乍看之下與邱榮舉頗有差異，但是仔細分析，1987與邱榮舉同，1996則為首次總統大選，雖然不同，但是實際上也是聚焦點於官民關係。
蕭新煌與黃世明的分期基準包含1987、1988與2000，區分成原則的抗爭（1987-1988）、具體政策的論理（1988-2000）、政府體制與媒體的改革（2000-）。相較於前兩者，差異在於強調1987-1988期間的抗爭，但是也相同的置焦點於官民關係。
總之，關於台灣客家運動二十年（1987-2007）的分期雖然各家略有差別，但是都視2000年民進黨總統勝選為分水嶺，在這之前是客家社會運動對政府構成選票壓力；此後則是政府實踐選前承諾，調整中央政府體制及大眾傳播。換言之，從客家運動分期看來，客家運動的核心在於政治。
這樣的政治觀點也明確地表現范振乾、邱榮舉、施正鋒與楊國鑫的論文中。范振乾坦言「客家運動只是順勢而為，亦即客家運動並非客裔自己造的勢頭。因為數百年來做為台灣的隱沒者，客裔自己的力量實在有限，能量不足，故客家運動實際上是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勢頭上，因緣際會地在『族群政治槓桿』下，借力使力的順勢作為」。邱榮舉除前述分期討論時已述及之政治關懷外，他對客家運動的討論也正是始於戰後台灣客家族群的政治談起。施正鋒則建議客家菁英除了援引政治哲學之多元文化主義之規範外，不妨再針對國際法範疇之「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爭取客語語言權的權利。楊國鑫則以客家問題、客家運動、客家學及政府為四個變項，勾勒二十年來這些變項的互動關係，並且期待這四者最終可以形成理性與良性互動的關係。而且，范振乾與邱榮舉也都提出類似楊國鑫這樣的政治哲學架構。
然而，儘管政治是客家運動的核心，而且范振乾、邱榮舉及施正鋒的論文都的確針對台灣政治局勢分析頗多，三人更分別主張客家運動之發展趨勢不能不討論文化、社會、歷史與族群等面向。范振乾對客家現狀的理解係建立在他對台灣近四百年間台灣住民各族群間的關係史的理解上，范振乾認為歷經清代、日本及國府三個階段的統治，客家始終居於隱形化的狀態。邱榮舉則認為戰後六十餘來的台灣社會歷經政治力掛帥、經濟力高漲、社會力展現乃至現今文化力標榜等時期，他認為客家運動是一種標榜文化力之實力展現的文化運動。而施正鋒與范振乾都強調客家與閩南的族群關係，范振乾主張客裔能否說服並取得福裔的諒解與支持，使他們願意智慧地一起解決這些困境是客裔未來願景能否實現最重要的關鍵；而施正鋒則已洞悉家菁英努力以客語傳承進行客家認同之建構，最終需以客家台灣人為基礎，同時幫助閩南人找出彼此皆可以接受的稱謂，從而建立客家的主體性。換言之，客家運動雖然以族群政治為外貌，但是客家主體性才是核心，而且這種主體性正是指向文化本身。
至於這一客家主體性的大哉問，諸家雖然皆已提及，但是卻尚未得登堂入室；倒是范振乾與施振鋒似皆指向語言，而這正是羅肇錦所大聲疾呼。羅肇錦經由分析中國歷史文化長期的破與立，要客家人認清自己文化的根就是中國文化；關於客家話的破與立，要了解客家話是長久使用於閩粵贛山區的悠久語言，不容任何語言侵犯；而漢字的破與立，則要認識漢字的本質是表音兼表意的絕好文字，客家話毋庸置疑應以漢字為書寫語言。
簡言之，客家運動之發展係始於族群政治，但其趨勢則為指向客家主體性之建立，而且這一主體性最能施力處為語言。
實踐與影響
誠如上述，臺灣客家運動係在臺灣政治轉型下發生，蕭新煌與黃世明將這一運動的實踐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亦即從原則性的抗爭到具體政策的論理，又再上昇為中央體制與媒體改革。經由中央政府資源與人力的主導，從公共社會到地方社會或社區的客家事務，便不得不受其影響。
這樣的影響是程度不一的，某些情況下，本書某些作者觀察到客家事務幾乎成為政府之客家施政，但是另外的背景中，本書作者也發現到箇中影響的區域性差異，或者仍可以感受到客家運動本身持續的影響力。這些影響分別表現在地方社會之社區營造、民間團體、民間信仰、投票行為及媒體意象等，以下略敘之。
對於這種影響力，楊忠龍相當樂觀地將客家運動二十年來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母語運動開始時是曙光乍現；至客家社團的興起，但也面臨困境時是霞光照地；再至客委會成立，可以看成是客家運動蓬勃發展，進一步影響客家公共政策，是為如日中天。邱榮裕則從信仰與歷史的視角，觀察到客家運動勃興後，客家人藉著鮮明的義民信仰，顯示客家人的自信與本土認同，而同時這也意謂著台灣客家之土著化的意義。
蕭新煌與黃世明對這一影響的觀察更為細緻，客家運動對地方型NGO與NPO有其正面影響，其實質內容的特色是傳統節慶的創新再生，而且地方政府及社團對公部門所能提供的資源皆認不足，其中對客家硬體建設執行最力，對語言、出版及傳播等軟體事務則較弱。此外，關於客家事務推動成果績效的歸屬認定，客委會與地方政府也隱涵著競爭關係。
這種影響亦呈現了地區性差異，何來美從客家運動開始後之台灣歷次選舉中，客家族群投票行為取向的流變，發現客家族群明確地呈現北藍南綠治政認同態勢。而這種歧異筆者認為應該可以解讀為台灣客家的政治認同自有內在邏輯，客家運動或者政府之客家施政對其影響有限。
在這樣的思考向度下，南台灣美濃的社會運動經驗正顯示了其地區自主性。在洪馨蘭的思考中，1990初美濃社會運動得自1960年代起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批判力量；1990年代中後期起，反鄉年輕人進修同時參與社區，將學院思維帶入社區，展開後反水庫運動時期，是為詮釋的階段；美濃社會運動的經驗可以擴大客家研究的內涵，從而使論述與實踐相輔相成。換言之，美濃社會運動是不同世代的知識份子依其學術典範而自主實踐。
彭文正則從媒體的角度分析經過客家運動及上政府之客家施政這麼多年後，客家意象到底產生何種變化。2006年台灣四大報的客家新聞共1890篇，中時聯合最多，自由蘋果次之。新聞屬性以風土民情及藝術文化居多，政治參與社會議題最少，800字的頭條標題新聞僅佔12%，尚未成為主流新聞；再就名詞觀之，則「客家話」出現最頻繁，可見最受關注，桐花次之，則是政府行銷成功；但是傳統及節儉仍是最常伴隨客家出現的辭彙。換言之，2006年的新聞顯示，除了桐花之外，客家傳統意象變化無多，且客家新聞未成主流，亦偏於風土藝文。
簡言之，客家運動實踐的成果是促成中央政府調整其族群施政之體制，然而客家施政的影響在不同地區與不同事務間，歧異不小，而且對於客家在全台灣之相對弱勢局面之扭轉，尚待努力。
回顧與前瞻
本書壓卷之篇，首先安排三位參與運動之學者的親身見聞，張世賢簡短地回顧1945年戰後以來的專制統治與客家弱勢後，分別從客家風雲雜誌與還我母語運動（1987-1988）、客家雜誌（1989-）、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與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0-2006）、寶島客家廣播電台（1994、1996、1997）、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1）、客家電視台（2003）等史實勾勒出客家運動的內涵；梁景峰特別置重點於客家風雲雜誌，論述雜誌後期由於經營結構的不明確，造成經營的困難，妨礙了成員合作的氣氛，最終使得客家風雲雜誌改組；彭欽清則更進一步素樸而毫不文飾地描述了自己參與客家雜誌前後八年（1989-2006）的困頓、氣憤與憂愁經驗。
三篇參與者論文所呈現的客家運動內涵始於語言與傳播媒體，終於促成中央政府體制之調整，這大致上也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識，因此，不待多談。然而，筆者以為吾人必須正視三位前輩參與者對於運動初期所提及之艱困處境以及成員間歧見。梁景峰指出《客家風雲》面臨諸多困難，待改組為《客家雜誌》後，情況才改善。然而彭欽清沒有那麼樂觀，實際上財務匱乏始終是雜誌的窘境，正是由於訂戶無法擴充，雜誌才會先由學者認捐接辦，再經新竹枋寮義民廟支助，最後轉而向政府單位行政院客委會尋求粵援。然而政府補助的後果是立即引發政治與黨派不中立的疑慮，至2006年10月號選前的〈客家政治新領袖〉一文，便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彭欽清至此離開客家雜誌。
對於客家雜誌與政治之間關係彭欽清所主張的是中立的態度，然而張世賢的想法則頗有不同。張世賢認為在大中國與大福佬的雙重壓迫下，客家唯有團結先求自救，不必侈言團結救台灣。因此張世賢結論道：「覺悟才能生存！」那麼覺悟什麼呢？那就是要在兩強爭霸的夾縫中尋求支點，操縱槓桿，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在急遽演變的台灣社會裡站穩腳跟。
由此可知，彭欽清與張世賢對客家與政治的關係實質上是存有歧見的，而這種歧見正是本篇第四篇林吉洋之論文的研究重點所在。林吉洋引述Martin（1996）認為1990以前台灣客家運動內部組成雖可分為傳統主義派、溫和派與激進派，但是這一組分人士並無嚴謹的組織性，其認同與黨派皆殊異。林吉洋又特別置重點於客協自1990成立，到1996建國黨成員走出的這段歷史。林吉洋發現客協的認同論述與政治參與立場之形成，實際上是處於多數溫和的成員與少數獨立立場激進成員雙方之間的拉扯競爭狀態。
根據前述三位參與客家運動的學者如前分析，這樣的政治立場與認同的不穩定狀態顯然不僅僅存在於台灣客協，客家雜誌正是如此。簡言之，客家運動的主旋律始終與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無法分清，而客家運動參與者間的政治認同也總是存在歧見的。
然而正如本文首篇之結語，客家運動雖然以族群政治為起點，然而其趨勢則指向建立客家主體性。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以客家為本位的客家主體性思考進路下，張維安卻另闢蹊徑，把這一主體性的討論發揮至極點。長期以來客家運動的醞釀、實踐與影響是多方面的，固然客家運動的本衷在於振興客家，但是台灣社會本身卻很可能有機會因為客家運動，而獲致自我省思的機會。張維安認為客家運動的意義，不僅僅是改善了客家在公共領域失聲、隱形的現象，客家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更應該是它影響了台灣公共領域政策的形塑，增進了台灣歷史詮釋的豐富性，建構了台灣社會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基礎。
因此，張維安乞靈於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以「作為方法的中國」重新瞭解日本的主張，提議以客家為方法，以台灣為目的，從客家的視角重新認識台灣，思考台灣社會特質的構成與未來發展。總之，客家是一個好方法，讓我們照見一個多元族群的台灣社會，而這才是台灣客家運動終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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