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天，我到廣西桂林拜訪頗有盛名的歷史學家，想舖排日後的廣西客家研究。老人家事前已和我通過電話，見了面就興高采烈地說了個改革開放的故事。

共產制度剛鬆綁的時候，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逐漸瓦解，「包產到組」，甚至「包產到戶」，讓每個農村家戶可以擁有自己的生產果實。然而政策時緊時鬆，某縣突然回頭緊抱共產制度，那些才開始推動生產所得私有化的幹部，頓時被扣上資本主義走狗的帽子，在街頭鬥臭之後，竟被槍決。

這真是讓人心痛的故事，然而，老人家對心痛著墨不多，反而問我：「你知道那十個被槍斃的幹部中，有幾個客家人嗎？」我正思考這個問題的意義時，老人家看出我的猶豫，立即就自問自答說：「七個！」

我當時完全不解老人家語氣中，歎惋之外，更多的驚訝與激賞。直到很多年後，意識到老人家眼中的客家，正是那群波瀾壯闊之「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發起者。那年老人家激越的神情，恰恰反襯出我的台灣客家印象是如此的「保守而傳統」。

1988還我母語運動伊始，台灣客家採取了受壓迫者爭取權益的角度，界定自我在臺灣族群關係中的定位。這個定位當然就是客家作為一個弱勢族群的自我認定，而且，以臺灣客家人數佔臺灣少數這一事實看來，似乎也無庸置疑。然而，客家真的弱勢嗎？1911年10月，《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時事小言專欄，刊出兩則評論頗耐人尋味。其一為〈或問臺人窮困之由〉：

或問臺人窮困之由。閩人困，粵人不困；粵人能吸收閩人之利源，閩人不能吸收粵人之利源。閩人一男子欲養全家，故困；粵人全家皆生財之酵母也，故不困。覺醒須自今日。十年後雖欲覺醒遲矣。

這篇短短的文章勾勒一幅客家全家努力生產，而閩人則僅有男主人工作的畫面。閩粵相較的結果為何呢？次日的評論〈粵族男女力耕〉續言：

粵族男女力耕，生產多而費用廉，由佃人變為業主者比比皆是。閩人男女，多不生產，費用亦多。閩人土地之落於粵人手者，一年又一年。當今之計。為閩人善後者，宜急節減其冗費。男女擇適宜之職而獎勵之。化不生產為生產。不然閩人之經濟界，幾何不白楊蕭蕭。孤城落日乎。

結果是閩人業主的土地往往被粵人佃農買走，甚至作者文學性的舖寫閩人經濟將成孤城落日。

毫無疑問，我們當然不必以區區二百餘字的評論，率爾認為廿世紀初期客家形勢一片大好。這兩則評論的作者究竟是在怎樣的情境下，面對哪個地方社會，得到了這樣的感受，現在已不得而知。然而，筆者認為這兩則評論的重要意義在於提醒了我們，台灣歷史上的客家不見得就是弱勢族群。

尚有進者，筆者更認為，它提醒我們客家自有其競爭力，是此刻吾人應該妥慎繼承，更加發揚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