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的人群分布向來有所謂「南客北閩」的說法，其實從板橋到大溪的大漢溪沿岸的閩南人口並非臺灣最大多數的泉州人，而是漳州人；而且這些漳州人中，有很大的部份，特別是大溪，其實是漳州客家人，也就是福佬客。

這些客家人怎麼沒有成為當代台灣客家人的一部份呢？這是漳州認同擴張，而粵籍認同（客家認同）相對退卻的結果。我們可以從十九世紀初期一份漳州人的〈合約管業契字〉，揭露故事的一角。

本契約訂於嘉慶十八年（1813），約中提及「海山保大嵙八張犁店仔街伯公廟背」，引人注目。伯公是土地公的客語說法，為了會出現在這張契約呢？契約中的重要人物李炳生提供了線索。

李炳生（1793-1862）家族來自漳州詔安縣之秀篆鄉，也就是所謂「漳州客」或「福佬客」，對來自詔安的漳州移民而言，一如嘉應州與惠州的粵人，土地公在口語亦稱伯公。實際上，約中也還有「一議：界內店地基或屋地各處埔唇」之唇字，也一樣是客語慣用指稱「邊緣」之義，與閩南語不同。

月眉李家之興盛乃在李炳生時期，此際李家為經營米業的中盤商，並擁有來往淡水、大溪間的船隻，所創「李金興商號」事業在大嵙崁雄霸一方。其三子李騰芳克紹箕裘，並於同治四年（1865）中舉，聲望猶在炳生之上，所以「李金興古厝」又稱為「李騰芳古厝」。

〈合約管業契字〉最令人注意的是議定條款「倘異日要移別處，創大基業，要將店屋退賣他人，須要漳人承頂，不得另賣別州別府等人。此係公議定規，不得移易」也就是說，這一群共同簽約開發商店街的漳州人，規定只有漳州人才能參與買賣，這當然就是十分明顯的「祖籍認同」。

這一點我們會在大溪福仁宮的歷史及〈合約管業契字〉另一位重要的簽約人林本源中，更深刻地察覺，下文先談福仁宮，次及林本源。

大嵙崁最早的信仰中心是位於大漢溪西岸的「仁和宮」，其廟係王建等鳩資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時興建，所祀奉的正是漳州人的守護神「開漳聖王」，由於仁和宮創建最早，因此廟眉題「開基開漳聖王」字樣。隨著大漢溪右岸的拓墾，居民日多，渡河至仁和宮祭祀開漳聖王，有所不便。於是李炳生等十七人議訂〈合約管業契字〉的同年，即嘉慶十八年（1813）炳生便又與呂蕃調等至仁和宮奉迎開漳聖王殿尊，分香建成福仁宮。

簡言之，從共同簽訂〈合約管業契字〉，到興建福仁宮，再轉型為〈福仁季〉神明會，一個漳州人組成的商業團體，透過共同祭祀，在大嵙崁建構了以「漳州人」為認同對象的地方社會。

板橋林本源家族，祖先為福建漳州龍溪人，來台第二代林平侯在商場上以善籌算、深謀遠慮而確立其商界信譽，財富自然迅速累積。略有積蓄之後，旋即以恢弘之格局跨足鹽業、航運業，來往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不出數年，已為一方富紳，並捐官任至廣西柳州四品知府。嘉慶二十一年（1816）辭官回台之後，因當時台灣漳泉械鬥激烈，安全考量之下，決定舉家由新莊遷往大溪，興建大宅「通議第」石城。並在大溪收買墾權耕地，成為大租戶，並經營米、鹽、木材等運輸事業，生意盛極一時。咸豐元年（西元1851年）林家返回枋橋興建三落大厝，乃有「林本源」之稱，成為台灣鉅富。

林本源與李金興都以大漢溪之航運所帶來的商機而起家，二者便在大嵙崁結盟。十九世紀初期的嘉慶年間，林本源因漳籍身份得以投資於大嵙崁，隨後在分類械鬥的壓力下，甚至遷居大嵙崁，這已充分顯示祖籍認同在當時社會所具有的重要性。又至十九世紀中期的咸豐年間，林本源再應板橋漳人之請，順溪而下，至大漢溪匯入淡水河之河口，向北確立漳人的勢力據點。一如當年南下大嵙崁，此時北進板橋的擴張行動，當然也是以漳州認同為核心。換言之，大漢溪中下游流域的漳人認同實係以大漢溪沿岸通商為背景。

然而，我們別忘了，李金興之祖籍為漳州詔安，而林本源則來自漳州龍溪，二者其實分屬於閩南與客家兩個不同的語系。只是發生於十九世紀前半葉，在大漢溪中下游這一商場上的故事，訴說著漳州認同超越了語言認同的過程。

在大臺北周邊漳泉對抗的區位架構中，詔安人早在進入大漢溪之伊始，便以漳州為認同，所謂詔安客語之客語語言認同便迅速消失。詔安人十分方便地進入了漳泉族群的區位環境，從而取得其漳州人身份，因此大溪的詔安客，便接受了漳州認同，後來並未成為臺灣客家的一員。

總之，大漢溪流域，尤其是大溪，其實有十分龐大的漳州客家人口，但是在以板橋林家為核心之漳州勢力擴大的過程中，這些詔安人選擇了漳州而非客家。

那麼，對於積極開展臺北縣客家事務的政府單位而言，清代這段大漢溪漳州客家的故事，有何政策深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