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下午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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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窺江西客家研究未來趨勢：台灣與粵東的經驗
羅烈師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
一、前言
客家研究興起於台灣、香港與閩粵贛，目前台灣與粵東「具歷史深度的建構論」立場蔚為主流，本文認為在這一研究趨勢下，江西的客家研究應該一方面以前述理論檢視江西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族群建構過程；另一方面則以江西本身獨特的歷史、地理、語言及文化的背景，與台粵的理論展開對話。
二、客家概念的起源、形成與傳播
客家概念起源於中國長期以來一般性的土客概念；形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粵東，而其巔峰則為羅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又於1950年代隨國府遷台而傳入台灣，並與台灣固有的客人論述合流；1980年代末期，台灣解嚴，本土力量釋放，客家運動勃興之後，又將客家概念回傳大陸、香港及東南亞等。
（一）台灣的土客論述與粵人論述（1721-1895）
台灣一如國內各省，「土客概念」源遠流長，「客人」一詞早在康熙五十年代（十八世紀初）起，便已出現於台灣的方志中，此時之客人應係與土客相對之客，並不指稱一特定人群（李文良2003）。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隨清軍平定朱一貴之亂的福建漳浦學者藍鼎元（1680-1733），藍鼎元於康熙六十年（1721）隨其族兄水師提督藍廷珍出師入台，平台後又在台灣住了一年多。[1]藍鼎元對客現象的理解是：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2]
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榖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3]
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莊」。[4]
所引三段文字都提到了客子與客庄，客子指的就是廣東潮、惠或者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赴臺傭雇佃田的人群，客庄則是他們的村落。這三段引文中，最後一段引文格外引人注意。文中提到了「土著」的概念，並稱臺灣素無土著，居民半閩半粵。何謂土著，藍鼎元另外一篇文章提到北臺防務時，說道：「照在臺各營例，年滿、內地撥換，或將竹塹一營屯田，俾立室家作土著，與各營班兵為主客相維之勢，尤防範之最密者也」。[5]藍鼎元建議讓駐紮在竹塹的武力不必如其他班兵，年滿即撥換內地，轉而屯田長駐，並且建立室家，成為土著。[6]因此，土著與客子是兩個相對的概念，都不指涉特定人群，而是用來區分當地人與移民罷了。這種將人口區分成當地人與外來人口的作法，其來有自。溫仲和在嘉應州志中便引了宋代《太平寰字記》和《元豐九域志》關於主戶與客戶的人口統計；而清初李世熊在所撰《寧化縣志》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說法：「宋之戶口，類分主客。主戶者，土著之民；客戶者，外邑之人，寄莊守米者也。」換言之，土客或主客的人群區分原本是傳統中國行政事務上的一般概念，此一區分牽涉到稅籍與學額，並非特定人群的名稱。
然而，為什麼粵人被稱為客子，而一樣客居本島的閩人卻未被認為是客子呢？對此，藍鼎元似乎未曾意識到有解釋的必要，只是逕稱粵人為客子。合理而直接的解釋係在地方行政區域的畫分下，台灣屬於福建省，因此福建籍的移民是土著，而跨省而來的廣東移民便成為客子了。我們不妨把這種認定「福建人是土是主，而廣東人是客」的人群區分心態與行動，稱作土客論述。
與土客論述同時進行的是粵人論述，亦即來自於廣東的移民，以其省籍為人群內部團結而外在區隔的界限。台灣開發較早的南部清代初期的分類械鬥中，省籍即為重要人群界限，前述朱一貴事件即促成粵人在下淡水河流域形成六堆，從而成為南部粵籍人群社會組織的骨幹。
清廷對這種祖籍分類的現象，並未禁止，反而視為鞏固統治權的可行手段之一，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民變林爽文事件之善後，乾隆皇帝即頒旨：
此次勦捕台灣逆匪，泉州、粵東各莊義民隨同官軍打仗殺賊，甚為出力，業經降旨賞給「褒忠」、「旌義」里名匾額。其漳州民人有幫同殺賊者，亦經賞給「思義村」名，以示勸勵矣。因思該處熟番協同官軍搜勦賊匪，俱屬急公奮勉。而生番等自逆首窮蹙逃竄之後，經福康安明白曉諭，各社生番咸知順逆，幫同官兵、義民分路堵截，賊匪林爽文、莊大田無處逃匿。現在二逆首俱已先後就擒，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等，著賞給「效順」匾額，交福康安仿照各村莊義民之例，於所居番社，一體頒賞，以示旌獎。[7]
乾隆皇帝以祖籍人群作為獎賞對象，幾乎等同於鼓勵祖籍分類之心態與行為。而且，終清之世這一念頭未曾停歇：近百年後，沈葆禎奉命來臺處理日人藉口侵臺的牡丹社事件，在同治十四年（即光緒元年1875）建議改革班兵制度時，仍信心滿滿地說：
且臺地閩、粵兩籍，互相箝制，可無意外之虞。即使弊端踵生，事平之後，不難改歸舊制。[8]
我們從以上兩段引文可以明確地察知，在朝廷的眼中，臺灣是閩、粵兩籍人口相互抗衡的社會，即使發生反叛事件，也不至於危及政權的安定。不過這兩段文字或許會讓一般人以為這樣的態度只出現在統治者官方內部的文書中，好像躲在桌面下的暗中操縱一樣。事實並非如此，清廷對於這種閩粵分類態度，實際上根本就是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的政策。這一祖籍人群的政策本質，在科舉制度的名額分配規定中，便明確地展現出來。
早在1740年臺灣的科舉考試已是閩粵分籍，又經過約九十年後，粵籍便正式取得一位舉人名額。此後，臺灣閩籍舉額尚有增加，但是粵籍則始終維持一名（林文龍1999:5-10）。科舉名額史實的最大意義，所有志於科考功名的知識分子必須認定自己的閩粵籍身份，可知「閩」與「粵」兩籍分立的觀念源遠流長。
在這樣的粵人認同下，不同語言但同祖籍的人群會因此彼此認同，進而產生語言與文化上的轉變，族群界限也因之移動。廣東省的潮汕地區通常被歸為閩南文化地理區，其通行語言為潮州語，屬於閩語系；其北部丘陵區則為饒平腔客語系。新竹縣新埔鎮之雙堂屋劉家之來臺祖即來自於潮州府饒平縣北邊的新豐鎮境內，同縣竹北鎮六家林家之祖居在今饒平縣之饒洋鎮，與雙堂屋劉家的祖居地新豐鎮毗連。目前新竹縣的饒平客語族群幾乎都已成為海陸客語族群。換言之，在粵人認同的大環境下，來自於饒平潮汕文化地理區的人群，其認同界限轉移，而其語言也隨之轉換。
十九世紀末，粵人論述與土客論述正式在修纂方志中合流。光緒二十年（1894）二月二十七日 ，新竹縣知縣葉意深接到「臺灣纂修通志總局司道」的公文：
照得本總局纂修通志，須待各屬釆訪冊籍繳齊，方可纂輯成書。屢經札催造送，並於去年九月間，酌加釆訪經費，勒限半年繳齊，乃僅據澎湖廳、苗栗縣釆訪齊全，考訂成書送局；又據埔里社廳、宜蘭縣備造釆訪冊送繳。此外如臺東州、鳳山、安平、臺灣、恆春等縣，亦經陸續造送。惟嘉義、彰化、雲林、新竹、淡水五縣暨基隆一廳，未據繳送。現將屆限滿，本總局立待造繳齊全，以資編輯。合行札催。札到，該縣即便遵照督飭釆訪各紳，迅速趕辦，一律造齊送局，不得再行宕延。切切，此札。[9]
這是臺灣巡撫邵友濂成立「臺灣通志總局」的第三年，新竹縣仍列於尚未呈繳采訪冊的六縣廳之一，然而新竹縣的延宕頗富價值，因為這一采訪冊留下了臺灣地方志書第一筆〈客莊風俗〉的詳細紀錄。新竹縣采訪冊的編纂是陳朝龍(1859-1903)，新竹縣學廩生，先後在東門義塾及靜修書齋任教，以個性豪放參與廳城地方事務甚多，涉獵甚廣，為竹塹三傑之一。故深受知縣賞識，委以隆恩圳長、龍王祠監督、及明志書院山長之任。朝龍擔任隆恩圳長及辦理團練時，與「黃珍香」號交往密切，因之與黃珍香在南庄及五指山經營樟腦業的黃鼎三相交頗稔，從而對客庄風土人情知之甚詳（張德南2005 :12-13）。朝龍這一經驗應該就是日後纂修采訪冊時，關於客庄與生番風俗的重要理解基礎。
陳朝龍關於客莊風俗的紀錄見於《新竹縣采訪冊》卷七風俗，本卷包含四個部份：土著風俗、客莊風俗、熟番風俗及生番風俗。[10]朝龍這一分類絕非泛泛之事，在整個臺灣地方志的書寫歷史上，實際上佔有一劃時代的嶄新意義。朝龍深知此中真意：
臺地閩粵雜處，悉係羈旅而來，無所謂土著也。二百餘年來，生聚教養，柸榛之地建為行省，澆漓之習，漸極仁風，蓋流傳至今，羈旅者皆成土著矣。惟漳泉距臺最近，其人來臺尤最先，且生齒最多，故以漳泉人為土著，漳人或沿漳俗，泉人或沿泉俗，其間或不無異同，然聚處既久，濡染漸深，沐聖朝一道同風之化，固已相混於無跡矣（陳朝龍 1894:359）。
這段話談的是風俗，實際上正是族群書寫。從羈旅到土著，意謂一個土著社會已然形成，而且所謂土著指的是「距臺最近，來臺尤最先，且生齒最多」的漳泉之人。朝龍以為漳泉「其間或不無異同，然聚處既久，濡染漸深，沐聖朝一道同風之化，固已相混於無跡矣」，意謂漳泉之間有文化融合的現象；不過正因為方志書本身以漳泉為土著，所以漳泉之間的差異性的消失，多多少少也源自於書寫者本身對這差異性所採取的忽略態度。不過，無論如何，在采訪冊裡，我們已明白地看到了一幅土著風俗的圖象，而作者亦藉由這一圖象表達了「土著」的存在。
在這樣的土著氛圍之下，所謂土著風俗論述便最為詳盡，其子目包含十六項：士習、民情、農事、女紅、工作、商賈、嫁聚、喪葬、慶引、祭祀、飲食、衣服、歲時、氣候、占驗、祈禳。至於客莊風俗則有十四子目：士習、民情、農事、女紅、工作、商賈、嫁聚、喪葬、慶弔、祭祀、飲食、衣服、居處、祈禳。二者相比，歲時、氣候與占驗三子目不見於客庄，但客庄增加居處一目。朝龍對客莊風俗的態度相當謹慎：
《府志》敘風俗，各府廳縣皆總括大概，而其附考各條，皆今臺南府城之俗。《廳志》敘風俗亦重敘土著而佚客庄，今遵冊式，新輯客庄風俗，悉據故老傳聞及時論之確然可信者，分類十四，凡客在風俗，有與土著異者備載之，其與土著大略相同者不贅。[11]
朝龍對「凡客在風俗，有與土著異者備載之」，而就其整體架構而言，由於二者絕大部份的子目相同，可見在朝龍眼中，土著與客莊風俗係截然不同的。
陳朝龍的貢獻是他奇想天外、偶然的創造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他係依循臺灣通志總局所規定的采訪冊式，展開資料蒐集與編纂。臺灣通志之編纂係由總局頒布「采訪案由」與「采訪冊式」，各縣依此而執行相關編纂工作。關於風俗方面，采訪案由明確地指出：
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土著。然自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而臺地所稱客莊者，乃指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其土風不同，俗尚互異；所有冠婚、喪祭、歲時、伏臘、剛柔、馴悍，均宜分別釆風，著之於冊。[12]
臺灣通志總局這一采訪案由雖然只是了了幾句，但是卻具有兩項重大的意義。首先，土客風俗的區分並非新竹特例，而是遍在於臺灣的。《新竹縣采訪冊》之〈風俗志〉對於土客之間風俗差異的重視，並非陳朝龍所獨創，而是臺灣通志總局所建立的編纂指導原則，對總局的官員而言，土客之間的區分是臺灣漢人社會的常識，因此編纂通志時，不可忽略。[13]這種土客區分的意識不只有意識地表現在風俗采訪冊式，它同時也無意識地自然流露在采訪案由的其他文字中，例如談到「物產土宜」時，案由寫道「物產土宜，宜辨其種類也。臺灣果木雜卉與內地多有不同，稱名亦異。如臺灣之檨，即粵東所謂檬果；臺灣之黃梨，即粵東所謂波羅。名異實同，足資互證。」這段文字十分耐人尋味，其意義並不在水果種類應予明辨，而是這段文字將「臺灣」與「粵東」兩相對列，不經意地流露出「臺灣／粵東：土著／客莊」這樣的族群認知架構。
其次，通志局的官員對於臺灣人群的分類態度模稜兩可，但最終以閩人為本位。原本官員的「土著」概念本身是十分明確的，「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其土著。然自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矛盾的是，既然閩粵兩省之人，皆已成為土著，何以在討論風俗之時，又要強調土客之間的差異？
對於修纂方志者而言，各省的漢文化是一統整的文化，而且這一文化可以被稱為土著文化；然而閩粵兩籍移民的文化又明顯存有差異，不可混為一談；台灣向歸福建管轄，也以閩人為土著文化之代表；儘管台灣建省了，但是官員仍採用建省前的土著概念，認定福建移民為土著，其也各籍（廣東）移民只能是客籍。其實一旦建省後，所有祖籍人口的區分已無意義，皆為台灣之土著。通志局官員並未深刻反省這一矛盾，只是直截了當地接受閩人的人群分類概念，認為「臺地所稱客莊者，乃指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因此，粵人被排除在土著之外，並且稱之為客庄。
在這樣的氛圍下，漳泉潮嘉惠之類的人群分類模式已杳然無蹤，臺灣漢人只被區分成兩類，不是閩人就是粵人，而且粵人就是客人。在陳朝龍采訪新竹風俗的時代裡，「客人」一詞很可能已經成為一般口語之常用詞，於是便順理成章地正式出現在《新竹縣采訪冊》的字理行間。
從十九世紀末這次官方修史行動中，我們發現從臺灣最高當局到竹塹地方的官員士紳，土客論述顯然已經十分成熟。十九世紀中期的粵人論述，儘管強而有力，終究只是突顯了粵人的特殊性，也只是在土著之外，增列了客庄。簡言之，粵人論述在土客論述架構下，轉而成為客人論述，實質上等於確保了閩土（主）粵客的族群區位。
總之，在島嶼易幟之際，台灣漢人的族群認知架構是「土／客」二分的，所謂客即外來人口之意，指的是祖籍廣東的人群，這群人起先被稱為客子，此時則為客人；所謂土即土著，意指當地人，指的是祖籍福建的人群。
（二）粵東的土客論述與「客家／福老」論述（1815-1933）
當台灣的土客論述與粵人論述進行時，粵東也正進行者土客論述；十九世紀末台灣出現客人論述時，粵東則進行著「客家／福老」論述，羅香林（1933）可以視為這一客家論述之大成。
粵東的土客論述發凡於徐旭曾（1751—1819）的《豐湖雜記》。徐旭曾，字曉初，廣東省和平縣下車興隆鎮人。嘉慶四年（1799）姚文田榜第六十七名進士，官至戶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後加一級，封奉政大夫。曾四任順天鄉試、京都會試外簾官。告老返粵後，曾先後掌教廣州粵秀書院、惠州豐湖書院，約在惠州來來往往及生活了二十年之久。惠州是個三大人群交界的地區，以東是潮汕人居地，屬於東南丘陵區之閩南文化地理區的延伸；以西之珠江三角洲乃是廣府人的屬地，屬於嶺南文化地理區；至於惠州本身則主要為客家人所居，是東南與嶺南丘陵文化地理區；三大文化地理區的人群在惠州城所在地相互接觸。自明代中葉至清初，惠州即已出現北來移民與廣府人在交界地帶械鬥的現象，至清乾嘉年間，博羅、東莞等縣的土客之爭有激化之勢，惠州境內械鬥不斷。又依《博羅縣志》所載，歷年均有禁械鬥及習鳥槍條例的內容；且目前惠州、博羅、惠陽現尚存的客家民居幾乎全為四點金的四角樓模式，且四面均有炮眼，可見當時的土客之爭已是一種普遍現象，可能規模也不小（嚴忠明 2001）。嘉慶二十年（1815）五月二十日 ，博羅與東莞等處因小故而激成土客連月械鬥案，經兩縣會營彈壓，並由紳耆調解，才告始息。惠州城內惠豐書院的學生便詢問徐旭曾何謂土與客？徐旭曾口述解答，而由來自博羅的學生記錄，寫成著名的《豐湖雜記》一文。原文節錄如下：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自……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從之，寄居蘇、浙各地。迨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南來嶺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舉族相隨。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嶺至粵者。……一因風俗語言之不同，而煙瘴潮濕，又多生疾病，雅不欲與土人混處，欲擇距內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屬患難餘生，不應東離西散，應同居一地，聲氣既無隔閡，休戚始可相關，其忠義之心，可謂不因地而殊，不因時而異矣。
當時……粵、閩、贛、湘邊境，毗連千數里之地，常不數十里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獲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隨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也自稱為客人……
要之，客人之風俗儉勤樸厚，故其人崇禮讓，重廉恥，習勞耐苦，質而有文。餘昔在戶部供職，奉派視察河工，稽查漕運鹺務，屢至汴、濟、淮、徐各地，見其鄉村市集間，冠婚喪祭，年節往來之習俗，多有與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說，為不誣也。客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故初離鄉井，行經內地，隨處都可相通。惟與土人風俗語言，至今仍未能強而同之。
彼土人，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同也，故仍稱吾為客人；吾客人，亦因彼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吾同也，故仍自稱為客人。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
這篇出自客人本身的文章，應該可以視為客家論述的先驅。文章的重點包含：
首先，客人是宋朝時期的衣冠舊族、故家世冑，宋室南渡（1127）及元兵南侵（1279）時，逐步南遷至今廣東、福建、江西及湖南交界的丘陵區。其次，這些中原逐次南遷的舊族故家，自成居地之後，「隨成一種風氣」，便與粵地居民各自具有不同的風俗。於是兩相比較之外，便被當地土人稱為客人，而且也開始自稱為客。又其次，客人所保留的是北方習俗文化，與內地風俗相同，讀書語言也能相通；反而與土人風俗不同，而且也刻意地相互區隔，徐旭曾甚至預測這一區別將會持續維持下去，甚至千年不變。
徐旭曾《豐湖雜記》的意義在於將客家從一般性的「土著／客家」的區分，轉換為用以指涉特定的人群。所謂特定的人群指的是這些人群在具體時間與空間背景裡，擁有一個特定的位置。經此轉化，客人已非一般地外方來的陌生人，而是重大歷史事件裡，逃難到三省丘陵的一群舊族故家。
這種轉換不只是一般到特定，還包含整體地位的提昇。土客之間的區分必然是因為人群相互區隔的結果，而且原本這種區分是行政戶口上的標準；然而徐旭曾卻將這種區分轉換為歷史意義及文化意義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原本「本地／外來」的土客對比，經此轉換變成「中原／遠地」之比，客人因此獲致歷史文化上較土著更崇高的地位。
唯有如此解讀，我們才能真切地感受，當徐旭曾說「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時，儘管言語中難掩土客械鬥的無奈，但是也不經意地流露出客家位居主流文化的驕傲。
至十九世紀中期，珠江三角洲西部邊緣地區土客鬥案嚴重，甚至釀成太平天國之役；再加上通商之後，近代城市興起，族群接觸增加，往往引發更多的族群緊張。光緒二十八（1902）年粵東地區第一家近代報紙《嶺東日報》開辦，主筆溫廷敬隔年於該報發表〈潮嘉地理大勢論〉，以近代民族的概念和進化論觀點，討論粵東的土族與客族。光緒三十三年，上海國學保存會黃節出版《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書中介紹粵東種族時，表示「福佬」和「客家」非粵種，亦非漢種。客家人士大為不滿，乃聯絡粵北粵東各屬客人，設「客家源流研究會」發起調查。清末民初正值廣東東部講客家話的人群政治和文化力量都空前發展的階段，鄉居的丁日昌、黃遵憲和丘逢甲等人，學術和文學素養俱佳，對地方政治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他們周圍則有溫仲和、鍾用和、溫廷敬、何士果及鄒魯等一批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的文人和學者。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將（教科書）論爭變成了一場建構客家意識的運動，而《嶺東日報》也就成了他們發表見解的重要場所。[14]
羅香林（1933）承繼了二十世紀初期這場族群大論述，將廣東族群區分成本地（廣府）、福老與客家，以族譜資料說明「客家」係從漢水以東、穎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這塊中原地區，經五次遷徙，而落腳於閩粵贛交界山區，並向海內外移民。[15]因此，客家族群的中原正統為其族群特質，回答了客家非漢種的質疑，也完成了十九世紀初期徐旭曾以來的土客論述。
（三）客家概念與台灣（1895-1970）
當
粵東的客家論述一如台灣的客人論述，雖然表面上成就了族群內在的特殊性，但是在廣東，客家依舊是客，廣府人才是本地，才是土著。此外，客家論述與客人論述二者所指涉的實質人群是截然不同的，客人論述的客人就是廣東人，客家論述的客家只是一部份廣東人，但是還包含閩西與贛南的客家人。
甲午割讓與乙未抗日不成之後，台灣易主，儘管殖民者打破了清治時期在臺漢人之「土／客」的族群架構，但是漢人內部「閩人／粵人」的族群界限，卻未發生本質性的變化；而殖民統治者也立即接受了閩粵、乃至閩客或福客的概念。
目前臺灣客家人在客語口頭上，並不自稱「客家人」（hag ga ngin）或「客家」（hag ga），而是客人（hag ngin）；相同地，臺灣福佬人在閩南口頭語上，也不稱客家人為或客家（ke ga）或客家人（ke ga lang），而是稱為客人（ke lang）。換言之，客人一詞既係台灣客家人之自稱，也是他稱。前文已分析清代的客人、客子及客庄概念，而這些概念皆建立在土／客架構之上，強調客之「外來」意義。不過，至十九世紀末，台灣主權更迭之時，客人已明白指涉即為廣東人。
阿緱廳管內鱗洛庄，粵人部落也。相傳同廳九塊厝庄，迎參山國王，神過其地。神有大貳參王之別，大王溫文閑雅，丰采甚都。有徐姓女見而羨之，以為得婿如此，於願斯足。[17]
前述兩段引文，一談高雄，一為臺北，皆使用粵人部落一語，後者所謂國語係日語，而粵語自然就是台灣的客語。由此報紙的用語大致可知當時粵人指稱一特定人群，即祖先來自廣東的漢人。粵人如此，閩人亦然；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閩粵之間差異的討論：
粵族男女力耕，生產多而費用廉，由佃人變為業主者比比皆是。閩人男女，多不生產物，費用亦多。閩人土地之落於粵人手者，一年又一年。當今之計。為閩人鬥善後者，宜急節減其冗費。男女擇適宜之職而獎勵之。化不生產的為生產的。不然閩人之經濟界，幾何不白楊蕭蕭。孤城落日乎。[20]
這兩篇短文連載於1911年的十月九日 與十日，討論閩粵兩個族群的生產、消費及經濟地位等，話題本身當然值得深究，不過對本文而言，其意義在於它顯示了當時的人群界限認知，亦即台灣的漢人可以區分成閩人與粵人二者。尚有進者，粵人也在其他文本上被稱為「客人」，甚或客人種族，例如：
近此地方多廣東客人種族，比他之各廳各地方，借乘輕便車者甚少。即文明之利器，亦不能抗敵，至近來始爭相利用之云。[21]
簡言之，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行文中，我們發現「粵人」、「廣東人」、「客人」及「客人種族」混用，而且根本就被視為是同義詞。這樣的族群界限認知也相同地表現在連橫（1878-1936）的著作中，1920年出版的《臺灣通史》及1933的《雅言》寫道：
淡水據臺之北鄙，地大物溥。閩、粵分處，閩居近海，粵宅山陬，各擁一隅，素少來往。而閩人以先來之故，稱粵籍曰「客人」，粵人則呼閩籍曰「福老」，風俗不同，語言又異。每有爭端，輒起械鬥。
里諺有言：「食蛇配虎血」。此言凶人之敢為惡事也。食蛇之風，廣州頗盛，且為珍饌；臺之客人亦有食者。
以上史料意謂1930年代以前，台灣漢人在客人論述下，將祖籍廣東的人群稱為客人，而這應該就是台灣目前閩南語與客語所謂「客人」的由來（Kelang, Hakngin）。
至於日人對台灣族群的認知亦承襲先前的二分論述，只是對殖民者而言，土客已經沒有意義，偏好福建與廣東二分論述。明治三十六年（1903）出版的《臺風雜記》中有〈人種〉篇：
臺民之先移住者，第一為福建人、第二為廣東人，故福主而廣客。風俗言語亦相異：廣人者，婦女不纏足，男子軀幹偉大，動農桑；福人者，婦女皆纏足，男子伶俐，善商業。其臺北地方多福人，臺南以西多廣人。[23]
由文中可知，日人對台灣人種雖亦知傳統的主客之分，但採祖籍二分法，而且對二者之生理、經濟、文化風俗及居地等皆有粗淺而簡便的看法，這和前述《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之態度十分接近。
大正四年（1915）日本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在台實施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該調查的概覽表將台灣在籍漢民族區分成福建籍與廣東籍兩大類；而且在相關調查手冊的閩南語與日語對照表中，還載明「客人庄的用語不同，客人就是廣東人」等語；[24]又至大正八年總督府出版了一部客家語詞典，甚至命名為《廣東語集成》，由此可見，日治前期的人群分類概念實係延續了清代「閩／粵」與「土著／客庄（客人）」的二分分類架構。又至昭和元年（1925）總督府完官房調查課成台灣戶口調查工作，仍沿襲此一人群分類桇構，而且其調查成果三年後以《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出版，更成為台灣目前所存最完整而詳實的祖籍調查記錄。簡言之，1920年代止，台灣依舊在客人論述之中，粵東的客家論述並未發生任何影響。[25]
昭和六年（1930）彭阿木在《支那研究》發表的〈客家之研究〉很可能是第一篇日文的客家長篇專著，隨後還有山口縣造1930年的〈客家與支那革命〉、日本駐廣東領事館1932年的《廣東客家民族的研究》，客家一詞才正式進入日文系統。又至1942年，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也在台北被翻譯出來（廖赤陽2006:4-5）。簡言之，日本政府的客家概念十分晚起，而且客家一詞恐怕終日治時期，也未曾為台灣人所使用。
（四）客家觀念從台灣向香港、東南亞與大陸傳播（1971-2006）
粵東十九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土客論述到客家論述，相當程度地標誌了客家作為特定族群的總稱，而香港崇正總會、南洋客屬總會、泰國客屬總會及馬來西亞客屬總會等客家社團組織，也先後成立；然而真正使客家做為閩粵贛邊區居民及對外移民之總稱，則直到1971年才變得比較貼近真實，那一年的十月一日 世界客屬人士第一次在香港集會，籌組「世界客屬總會」。後來這一組織向台灣的內政部、外交部與僑委會登記立案，隨後便在舊金山、台北、梅州、模里西斯、高雄市、雅加達、東京、曼谷、福建龍岩、馬來西亞沙巴、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地舉行年度大會。自此，在世界客屬總會這龐大的社團組織下，客家成為一個族群總稱，更以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僑務單位為後盾，推動客家事務。
客家總稱式的概念至1990年代發生轉變，世界客屬總會成立後，除了在世界各地先後成立各國分會外，也在臺灣島內相關縣市成立各該縣市的客屬分會。在地意識抬頭之後，以「臺灣客家」為名的第一個客家組織則於1990年以「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名義出現，協會提出「新的客家人」之理念，積極進行攸關社會改造、民主運動的相關活動，同時主導成立客家公益媒體「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成為全球第一家專業的客語頻道。[26]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後，也同客屬協會一般，陸續在各縣市成立分會，目前擁有各地區組織包含：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北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桃園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新竹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高雄分會、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六堆分會。台灣客家便在這種本土化運動的大趨勢下，於200年成立了「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中央層級的客委會成立後，不少縣市也跟進成立了客家事務委員會，目前為止，全台各縣市己有六個客家委員會（參見表一）。
表一 各縣市成立客委會時間表
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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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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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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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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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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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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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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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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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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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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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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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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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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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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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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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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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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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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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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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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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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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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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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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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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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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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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羅烈師，2005，《新竹市客家地圖》，頁80。新竹市：竹市文化局。
直到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政治解嚴及本土意識抬頭下的台灣成為客家論述的核心，並且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中，喚醒了閩粵贛、桂川等省及東南亞的客家意識。於是客家論述再掀波瀾，客家亦至此而成為中國漢人社會的常識。近年來，中國大陸似乎也因為台灣重視客家研究而紛紛設立相關教學研究機構，如廣東梅州嘉應學院客家文化研究所、福建華東師範大學、龍岩學院、江西師範大學、江西科技師範學院音樂學院、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廣西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河南鄭州大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汕頭大學等。至於省級的研究機構，如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都是以研究客家為主要任務（丘昌泰2005）。[27]
總之，當代客家論述以台灣與粵東各自的土客論述為背景，成熟於粵東，傳播至台灣，又再由台灣向大陸、香港及東南亞回流。以閩粵贛為客家原鄉的論述雖始於1930年代的粵東，並且向台灣傳播，但是其最終實現係1980年代改革開放與解嚴以後，由台灣回流中國大陸的結果。
三、未來江西客家研究的兩個趨勢
以上台灣與粵東的建構論的立場已大致成為客家研究的主流思潮，對於客家的研究以近三百餘年為期限，特別是近一百年為焦點，而台灣又因特殊的政經社會背景，對近二十年討論尤多。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我們在江西要做的事情是有四：
其一，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棚民研究，特別是在湖廣填四川的大潮下，江西移民現象的研究，而這即是清代土客論述大主題之一環；
其二，十九世紀，特別是太平天國與兩廣土客械鬥時，江西的族群關係的研究；
其三，二十世紀初期粵東的客家論述，對江西產生何種影響意義？
其四，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台灣客家意識經由香港回流閩粵贛，學界、文化界及商界等客家組織在江西成立的情形。
然而，江西的客家研究是否僅只如此而已？恐未必然。在以客為中心的閩粵贛客關係中，客粵最緊張，閩客關係在閩省的情形討論無多，在台灣則一如粵之緊張，然而贛客關係如何呢？目前研究已初步展開，筆者認為在語言方面的研究最令人玩味。
劉綸鑫（2001）整理大量江西客家語料，歸納出所謂「次濁部份隨清流」現象，亦即無論屬於平上去入哪一聲調，都有一部份次濁聲母之陽調，轉隨清聲母之陰調；而其中濁音上聲甚至轉歸清聲母之陰平調，造成所謂「濁上部份歸陰平」（劉綸鑫2001:85-123）。這一研究檢證了漢語語言學長期以來關於客語的研究成果，值得參考。而劉澤民（2005）更以歷史層次分析法，利用數據庫對方言材料進行大規模的統計分析，發現客贛方言之間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歷史層次和演變格局，這些層次包含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和次清聲母合流、知章組按等分立、日母共同存在中古層等十三個證據，因此主張客語與贛語是同一大方言客贛語。
語言現象的客贛語合流相對於客與閩粵之間的緊張關係，格外引人注目，而且這一密切關係可以如此分析：
其一，如果語音特徵或語言歷史層次的證據是充分的，贛語與客語之密切關係，足以讓我們將二者視為同一大方言，那麼，這意謂者贛語與客語同源，或者長期往覆的文化交流？
其二，客贛文化交流的內涵是什麼呢？羅香林的五次遷徙論隱涵著戰爭導致的人口流動是文化交流的主因，然而人口流動的因素不限於戰爭，而且文化交流未必端賴人口流動，例如商品經濟的流通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動力。[28]
其三，簡言之，即使語言學證明了江西與客家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仍須勾勒甚至仔細描摹二者之間的文化交流過程。這其中長路漫漫，尚待學者浸淫深究。
四、贅語
筆者對江西所知有限，去夏蒙贛南師院客家研究學院諸位師友指引，對贛南之語言、建築、飲食、宗族等，浮光掠影一回，頗覺江西的客家研究理應迅速大幅展開。走馬看花後，在語言、建築、信仰及飲食方面幾點淺薄的觀察所得：
在語言方面，去夏田野考查之旅在粵東言語皆通，赴閩西雖然扞格不小，但仍勉強能用客語與鄉人溝通；由寧化經石城而入贛南，對當地鄉人之客語則僅能聽懂部份詞語，無法口語溝通。[29]在建築方面，對贛南傳統建築留下兩項深刻印象，其一為屋頂上華麗的風火牆，其二為室內幽雅之天井與水池。這一建築特性與粵東的圍龍屋典型以及閩粵之交的土樓典型，不啻判若天壤。在信仰方面，贛南普遍信仰之許真君，在台幾乎聞所未聞，亦少見於閩粵。在飲食方面，江西尚辣，而這種風味和閩西粵東亦迥然不同。
換言之，習於台灣、閩西及粵東客家社會文化現象如我者流，甫入贛南立刻面對十分顯著的文化差異。然而如前述贛客方言之研究成果所呈現，贛客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十分密切的。因此筆者深信，正因箇中歧異如此，江西後將對客家研究酣展丯姿，而此即吾人樂於舖排江西客家研究之根本原因。
參考書目
丘昌泰，2005，〈一場聯誼與招商勝過學術氣氛的嘉年華會：第二十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全記錄〉。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44期，2005/11/8 出刊，http://hakka.ncu.edu.tw/hakka/。
李文良，2003，〈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刊於《台大歷史學報》，第31卷，頁41-168。
林文龍，1999，〈臺灣的科舉及相關習俗〉。刊於《社教資料雜誌》，第248期，頁5-10。
張德南，2005，〈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家歷史淺論〉。刊於《竹塹文獻雜誌》，第32期，頁10-20。
陳春聲，2006，〈地域認同與族群分類：1640-1940年韓江流域民眾「客家觀念」的演變〉。刊於《客家研究》，創刊號，頁1-43。
劉綸鑫，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
劉澤民，2005，《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蘭州：甘肅民族。
羅香林，1992(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
羅烈師，2006，〈台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為核心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本文發表於《贛南師範學院學報》「多學科視野下的客家贛南」專欄，2007春季。）
[1] 藍鼎元出入軍府，籌畫軍機，處理政務，著書立說，提出了很多治理台灣的策略，藍廷珍的文移書檄多出自他手，因而被譽為「籌台之宗匠」。他的著作中，《東征集》六卷係他為藍廷珍擬寫的公檄、書稟、條陳、告諭；《平台紀略》則是雍正元年（1723）返鄉後，根據台灣一年多的考察經驗所撰寫。這兩本書所展現的治台見解和策略，對清代台灣的發展影響深遠。
[16] 《臺灣日日新報》（1898-1944）係於西元 1898 年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臺灣日日新報》創刊初期有六個版面，1901年11月以後增為八版，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兩個版面。自1905年7月1日 以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每日六個版面，一時幾可與日文版等量齊觀。又至1911年11月30日 ，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直到1937年4月1日 才因應時局，全面廢除。
[25] 客家論述到底何時進入台灣是個值得細究的問題，曾是甲午戰爭期間美國從軍記者的駐台領事J. W. Davidson於1903年出版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29]筆者日常操普通話，台灣稱之為國語；母語係惠州陸河腔調之客家話，台灣稱之為「海陸」，即海豐陸豐兩縣之合稱；亦諳梅州腔調之客語，台灣稱之為四縣，即梅州與所屬蕉嶺、平遠、興寧和五華等地；1997年赴廣西陸川短期研究亦略習新民話，一稱ngai fa；而台灣流通廣大的閩南語筆者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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